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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远的博客

资本、民生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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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经济的最佳之道在于体制转型  

2008-11-11 08:25: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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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十大措施、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堪称公共支出领域少有的大手笔,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在一夜之间完成了难度极大而又符合逻辑的“急转弯”。这一方面说明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的冲击确实不可低估,另一方面说明高层对担忧经济下滑的紧迫感和维护经济增长的决心。作为威权型的中央政府,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提振经济,调动政策资源和经济资源方面可观的能量和巨大的腾挪的空间,这和美国“救市计划”面临资金困境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离开公共政策的合理性不论,就“新政”本身而言,无疑,这是一剂猛药,而且不乏亮点。“十大措施”中,多项紧贴民生的政策,诸如加大廉租房建设、提高居民收入、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灾后重建等长治久安的民生工程,赫然在列,非常欣慰。特别是,对于引发非议的房地产政策,只字未提,这说明在房地产价格回落到正常的价值区间之前,高层对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危险性已高度警惕。另外,对于如何在全球经济衰退的情况下避免出口的过度下滑,亦没有列入重点关注的领域,从另一个侧面透露出高层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的决心之大。而且,将以前增值税的试点举措一举提升成全国性的措施,力度和决心都跃然纸上。就这些亮点而言,相比前段时期政策的慌乱和不明确,“十大措施”在促经济增长的同时,用极大的勇气嵌入“科学发展”的内涵,并试图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努力,方向无疑值得肯定。

但魔鬼在细节。“十大措施”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我们不知道将如何在这些领域分配资源,亦不知道对于如此庞大的公共支出如何从制度上保证不是重复建设,不是资源浪费,更不会被利益集团挪用。从出台的时机来看,似乎显得仓促和着急,这样的力度,给外界传递的信号似乎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政策的思维转换方面亦显得太急,比如,之前还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一夜之间就对“信贷不限制”,给人的感觉是高层已经乱了手脚。如此等等的疑惑,都缺乏权威层面的释疑和解读。

从政策的思路来看,“新政”显然没有完全摆脱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路径依赖”,绝大部分措施都属于通过投资的乘数效应,撬动经济增长。这从某种程度上昭示着,我国经济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在内需不振,出口面临国际经济衰退的背景下,离不开对投资的巨大依赖,投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将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种政策可能造成的“悖论”在于:一方面,政府通过加大环境的投入为以前的破坏行为买单,另一方面,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必然会造成环境新的耗竭和破坏。从资源配置而言,如果经济增长过度依靠政府投资,则意味着在一些政府垄断的领域,政府的力量不仅没有弱化,反而会增强,这也是和改革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再分析投资总量,两年4万亿的投资,相当于2007年中国GDP的近五分之一,对经济增长的带动起码有两个百分点,力度显而易见。然而,不要忘记,这4万亿的投资总量,分布在10大领域,而且还包括增值税转型的减税额。这10大领域的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累累的历史欠账,而4万亿的投资,铁路建设就占去了2万亿。分配到真正民生领域的能有多少,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答案。因此,如果没有更具有操作性的措施,“十项措施”将仍然可能沦为利益集团重新分配利益的盛宴。

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研判中国经济的体制性病症,我们仍然认为,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GDP,改革忽视民生而导致内需不振是两大痼疾,这种体制也许可以创造不错的资产负债表,但其脆弱和外在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的金融危机一发作,出口暴降立马演化成实实在在的经济问题,从各项指标看,除了经济增长9.9%还比较好看之外,其它指标都明显预示经济本身进入了下降通道。这种模式,无论是否发生金融危机,在其边际收益最大化之后,调整的周期迟早都会到来,金融危机不过将这种周期大大提前,并成为“逼迫”中国进行经济转型的一个外在的契机。但有幸的是,面对百年不遇的危机和转型的阵痛,我们令任何国家羡慕不已的是拥有巨大的财政盈余和庞大的外汇储备,这些完全可以帮助中国支付转型的成本,实现中国经济的平稳过度和转型,实乃中国经济之大幸。

有资金后盾,中国经济的转型其实并没有想象的痛苦和可怕,可怕的是政策失措和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利益干扰。中国社会经过30年平稳的发展,一方面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各级政府都在政绩的压力下追求短期目标,这有可能造成公共政策的急功近利和短期性。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阻碍体制转型,政府为了短期的政绩而维护短期的GDP增长,单纯追求资产负债表的漂亮数据,牺牲中国经济转型的契机和大局,输掉经济本身。所以,就政策的好坏而言,关键是“十大措施”这副猛药的终极目标何在,是短期经济增长,还是长期的经济转型。如果政策的目标仅仅定位于短期的经济增长,我看倒没必要搞这么大动静。中国经济在经济学意义上真正衰退的几率确实很小,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历史欠账一大堆,稍微挖挖修修GDP就拉上去了,增长的指标坏不到什么地方去。因此,“十大措施”的关键仍然在于政策的终极目标,如果政策目标立足于经济转型,从长期来看,对于中国经济的长久治安有百利而无一弊。但如果仅仅想度过目前的困难时光,则在利益分配上面临的诸多挑战可能贻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佳时机,恶化经济乱象,可能步入长期的衰退。

结论很显然,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并不在于短期GDP的增长,而在于公共政策的失措导致转型失败,因此,通过扩大公共支出保经济增长只是治标之策,而真正扩大内需才是治本之计,而要扩大内需,最佳之道又在于体制的转型。就当下语境而言,各届政府刺激内需这么多年,措施很多但收效甚微,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没有真实的消费需求,而在于,一方面,大量的居民收入确实不高,没有真实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中国改革缺乏民生元素让老百姓不敢去消费,改革没有沿着让普通民众生活变好的“帕累托改进”的逻辑进行,而是随着改革的进行,一方面造成了大量的利益集团,他们通过议院的游说活动阻碍体制改革的进行,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民众通过自身境况的变坏而支付改革成本,特别在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消费更是如此,在对改革缺乏好的预期的前提下,扩大内需永远就是一句空话。

在此情况下,站在中国经济的大局而论,将中国经济的转型和长治久安仅仅放在“十大举措”这些临时性的措施上显然不行。必须下决心进行体制改革,必须下决心扩大普通民众在公共政策领域的话语权和参与权,扩大经济民主,对抗利益集团的干扰。特别是,要在垄断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上下大力气,防止垄断集团利用这次刺激经济的时机进一步扩大垄断的势力,进一步理顺成品油、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如此等等,都是必须着力推动的工作。就民生改革而言,提高居民的收入是必须的,这是消费的前提,而这除了在经济增量上向普通民众倾斜资源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以前的积累进行真正的再分配,藏富于民。特别特别是要停止一切有损于普通民众利益的改革和政策举措,在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最基本的民生领域国家必须让利,不要再让老百姓的境况变坏,改革必须明确好的预期,如此,庞大的储蓄才能转化成资本推动经济增长。

 为了确保将“十大举措”的目标定位于中国经济的转型,我建议即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国务院确定的这“十项措施”进行审慎的议决。特别是,为避免利益集团的干扰,在动用巨额的财政支出刺激经济的同时,开放言路,让民众参与公共政策细节的讨论,这是目前唯一可以对抗利益集团的公共机制。在这点上,应该学习美国“救市计划”的公共辩论过程,让各方的利益都在博弈中体现。“十大措施”必须有实施细则,必须有监督性的方案提交人大表决通过,从而为如此巨大的公共支出建立一个安全的框架和制度保证,并以此为契机,提出中国经济全面转型的系统性和基础性的解决方案,确保体制转型的顺利完成。                  

                       (南方都市报经济人之马光远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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