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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远的博客

资本、民生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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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结石宝宝“赔偿的制度困局  

2008-12-30 09:29: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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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三鹿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和田文华在岁末最后一天登上审判席,三鹿事件的年终盘点亦进入了倒计时。毋庸置疑,三鹿事件的重大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奶制品行业边界甚至国界,而演化为震动国际的中国食品质量安全困局,对政府治理、应急能力和商业秩序都形成了极大挑战。对于这场罕见的人祸以及肇事者进行追责,无疑非常重要。但就当前而言,我们认为任何对事故本身的反思和追责都应该让位于对受害人赔偿的善举,当前的重中之重是将关注转向近30万受害者的善后工作,通过国家、企业、社会等各个层级的努力,恢复受害者家庭被颠覆的生活秩序,安抚他们心理的焦虑。

 

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在经历司法索赔“结石”和三鹿破产的恐慌和无序之后,政府和责任企业终于亮出了赔偿方案来修补重创的公信,在受害者赔偿问题上停滞不前的被动局面得到了有效扭转,形势已经朝着较为乐观的方向演化。

 

政府和企业目前拿出的赔偿方案的要点有三:一是22家责任企业对近30万名确诊患儿给予一次性现金赔偿;二是22家责任企业还共同出资建立了医疗赔偿基金,患儿今后一旦出现相关后遗症,发生的医疗费由该基金给予报销,如果不够,由政府兜底;三是政府对“结石宝宝”死亡病例可补偿20万元,重症病例可补偿3万元,普通症状可补偿2000元。

 

这个赔偿方案的最大亮点是将三鹿破产与赔偿责任完全隔离。这是在当前司法因制度的阻塞而无法对受害者的赔偿提供更好的通道的语境下,国家层面能够给予受害者的较好的救济方式。我一直主张,对于如此重大的质量事故,司法介入固然有合理的成分,如果仅仅执拗于司法的解决,显然难以撑起如此沉重的局面,特别是在三鹿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情况下,必须把受害人的赔偿从三鹿破产程序中隔离出来,而是以国家责任的形式来稳定受害人情绪,这是很多国家处理同样事件的惯例。因此,在大的质量安全事故面前,中央政府的及时介入有利于打破利益博弈,消除灾害孤岛,建立联防机制,以国家的信用来为受害者兜底,这是非常必要的。

 

然而,正如我们说看到的,无论是企业的赔偿,还是政府层面的补偿,最大的不足是缺乏透明和细节。全国近30万的受害儿童,大多分布在村镇,情况各异,我们不知道,22家企业的“一次性”现金赔偿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赔偿方案既没有受害人参与,亦没有一个议价的过程,完全是22家企业单方面的意思表示。根据民间组织的估计,总的赔偿数额可能在40亿左右,我们不知道22家企业一次性赔偿的数额有多少,但肯定和这个数据有不小的差距。就国家补偿而言,20万的死亡赔偿暂且不论,但3万的重症赔偿能否解除受害者的后顾之忧,还没有相关论据给予足够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就三鹿事件的受害者而论,这种缺乏透明度的赔偿方案总给人有逼受害人就范的意味。特别是,一旦三鹿进入破产程序,与三鹿相关的诉讼只能到石家庄提起,这等于从根本上阻断了受害人通过司法进一步主张权利的可能。在这个时刻,抛出这么一份赔偿方案无疑令人寻味。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在22家企业的赔偿方案中增加更多的透明度,鉴于法律界已经自愿成立了援助团队,通过援助团队的监督和介入,细化赔偿方案并让各界公开监督,是必须选择的公共程序,否则,难逃舆论的追问和考验。

 

再延伸一步,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食品质量安全是一个频发的状态,三鹿事件绝不会是最后一起质量安全重大事故。因此,对该事件的解决应该从建立制度化的范本来长远设计,从制度供给上形成相对成熟的赔付方案和制度体系,这样才能举一反三,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否则,有多少灾难频仍的窘迫,就有多少应对的制度疏漏。

 

由此,我们建议:

第一、由卫生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总局牵头,各级财政拨款,吸收社会捐助资本,以及相关企业的投入,成立质量安全专项赔偿公益基金,将之作为一个常态的预防机制。在肇事企业缺乏赔偿能力的情况下,对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人预先赔付。

 

第二、参照别国的经验,在食品和药品领域,强制推行责任险,保监会应制定相关细则。这方面,美国、欧洲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质量责任保险体系,完全可以借鉴。

 

第三、将上述公益基金和责任险纳入正在审议的《侵权责任法》的制度体系,并参照别国的做法,放开在质量安全、环境事故等领域的集团诉讼。在目前的司法生态环境下,没有集团诉讼的“核威慑”,没有司法机关的积极干预,只能形成当下单方面的对受害人不理的博弈结果。

 

最后,三鹿事件也暴露出我们在司法与行政处理机制之间,缺乏良性的互动。历史经验一再表明,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终保障,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期,如果司法能够承担对于各种事故的减压功能,对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通过法律提供及时的法律救济,便会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从而有助于社会平稳地转型。因此,对于三鹿等诸如此类的赔偿问题,要充分利用司法救济的路径,不要堵住司法解决的口子,而将所有的问题都推向政府。只有建立法治秩序的安全阀,形成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才能疏导民众的情绪,形成解决该类事件的最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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