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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远的博客

资本、民生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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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三鹿赔偿方案的亮点与不足  

2009-01-04 11:37: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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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声音”缺位 忽略司法救济路径

□法治报记者 李欣 赵颖彦 见习记者丁孙莹

    2008年的最后几天,一度沸沸扬扬的 “三鹿奶粉”事件又传来了新消息。三鹿集团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三鹿公司董事长田文华站上被告席,被追究刑事责任。而最受关注的 “三鹿患儿”赔偿方案,也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

    22家责任企业表示愿意主动赔偿,对近30万名确诊患儿给予一次性现金赔偿,并共同出资建立医疗赔偿基金,承诺患儿今后一旦出现相关后遗症,发生的医疗费由该基金给予报销。

    尽管赔偿方案将三鹿破产与赔偿责任完全隔离是一大亮点,但令公共政策专家和三鹿奶粉受害者法律援助团志愿律师们遗憾的是,目前的方案仍存在 “缺乏受害者声音”、 “就事论事制定”等种种缺陷,不应成为 “最终方案”,并据此提出了修改和完善的建议: “建议由 ‘三鹿’维权团队介入和监督,并将 ‘质量安全专项赔偿公益基金’制定为常态的预防机制。”

 

观点:赔偿方案缺乏“受害者声音”

    一方面,由22家责任企业对近30万名确诊患儿给予一次性现金赔偿;同时共同出资建立医疗赔偿基金,患儿今后一旦出现相关后遗症,发生的医疗费由该基金给予报销,如果不够,由政府兜底;同时,政府对 “结石宝宝”死亡病例可补偿20万元,重症病例可补偿3万元,普通症状可补偿2000元……

    “无论是企业的赔偿,还是政府层面的补偿,最大的不足都在于这个方案缺乏透明和细节。”中国社科院公共管理与政策系博士马光远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观点,首先是由于全国近30万的受害儿童,大多分布在村镇,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情况各异, “所以我们不知道,在患儿情况不尽相同的情况下, 22家企业的 ‘一次性’现金赔偿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

    马光远认为赔偿方案不够透明的理由还在于, “(这个方案)既没有受害人参与,也没有一个 ‘议价’的过程,完全是22家企业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记者了解到,有民间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 “三鹿患儿”总的赔偿数额可能在40亿元左右, “我们不知道22家企业一次性赔偿的数额有多少,但肯定和这个数据有不小的差距。”

    而在国家赔偿方面,马光远也有自己的想法, “就国家补偿而言, 20万元的死亡赔偿暂且不论,但3万元的重症赔偿能否解除受害者的后顾之忧,还没有相关论据给予足够的支持。”

    事实上,在这一赔偿方案正式公布前不久,作为三鹿奶粉受害者法律援助团志愿律师的北京律师张兴奎等人,曾向国家卫生部提交《三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志愿律师致三鹿公司律师函》(以下简称 《律师函》),其中就赔偿问题也从受害者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 “但卫生部至今没有对我们提交的建议书给出正面答复。”

    也正是基于此,马光远和张兴奎等人都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就三鹿事件的受害者而言,目前22家企业给出的赔偿方案是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缺乏透明度的赔偿方案没有体现出受害人的声音, “这是一个单向的赔偿方案”、 “似乎有逼受害人就范的意味”。

    而令专家们特别担忧的是,一旦三鹿进入破产程序,与三鹿相关的诉讼只能到石家庄提起,各地三鹿患儿自行维权的成本显然提高了, “这等于从根本上阻断了受害人通过司法途径进一步主张权利的可能”,很多人可能因此退而求其次,选择接受方案。

 

方案修改建议

    在目前已经公布的22家企业赔偿方案中,建议通过调整、完善,增加更多的透明度:

    鉴于法律界目前已经自愿成立了 “三鹿患儿维权”援助团队,可以通过援助团队的介入和监督,由他们进一步提出细化赔偿方案的建议,并由社会各界公开监督。

    “赔偿是一种法律的义务,而不是权利,所以赔偿方案中应该体现出受害者的声音。”

    张兴奎律师还据此指出,刚出台的赔偿方案有些 “显失公平”,“至少应该通过让受害者一起参与的方式,共同协商达成理性的赔偿方案。”

    专家们认为, “让方案变得公开透明,是其必须选择的公共程序,否则,可能在执行中难逃舆论的追问和考验。”

 

观点:赔偿方案缺乏“范本意识”

    除了建议增加赔偿方案的 “透明度”外,马光远等专家们还提出,此次制定的 “三鹿赔偿方案”,不应仅仅针对三鹿患儿的赔偿,而应该要有 “范本意识”。

    “对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在以后也可能呈一个频发的状态。”因此,在专家们眼里, “三鹿事件”显然绝不会是最后一起质量安全重大事故, “所以,对该事件的解决,应该从建立制度化的范本来长远设计。”这也意味着,赔偿方案的制定,需要从制度供给上形成相对成熟的赔付方案和制度体系, “这样才能举一反三,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专家们指出,如果只是就事论事地制定赔偿方案,日后难免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仍频频发生,应对的制度疏漏却依然存在。”

    此外,三鹿赔偿问题一度因经历司法索赔和因三鹿破产带来的恐慌和无序,使得受害者在赔偿问题上面临停滞不前的被动局面,也让专家、律师们看到了这样的问题——“三鹿事件”暴露出我国目前的司法流程与行政处理机制之间,缺乏良性的互动。

    “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终保障,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期,如果司法能够承担对于各种事故的减压功能,对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通过法律提供及时的救济渠道,可以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因此,对于三鹿等诸如此类的赔偿问题,如何充分利用司法救济的路径,也成了关注焦点。

    “不要堵住司法解决的口子,而将所有的问题都推向政府。只有建立法治秩序的安全阀,形成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才能疏导民众的情绪,形成解决该类事件的最佳路径。”

    因此,在马光远等人看来,三鹿事件应该作为一个我国食品质量安全事故的解决标杆, “三鹿事件”的赔偿方案,也应该更有 “范本意识”,“评判最终解决该事件好坏的唯一标准,就是从制度上能否确保受害人获得足额的赔偿,恢复他们的心理秩序,安抚民众的焦虑。”

 

方案修改建议

    首先,由卫生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总局牵头,各级财政拨款,吸收社会捐助资本,以及相关企业的投入,成立质量安全专项赔偿公益基金,将之作为一个常态的预防机制。一旦出现肇事企业缺乏赔偿能力的情况,可以启动该项基金,对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人预先予以赔付。

    其次,可以参照别国的经验,在食品和药品领域,强制推行责任险,由保监会制定相关细则, “这方面,美国、欧洲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质量责任保险体系,完全可以借鉴。”

    “在目前的司法生态环境下,没有集团诉讼的 ‘核威慑’,没有司法机关的积极干预,只能形成当下单方面的对受害人不利的博弈结果。”因此,建议将上述公益基金和责任险纳入正在审议的《侵权责任法》的制度体系,并参照别国的做法,放开在质量安全、环境事故等领域的集团诉讼。

 

维权律师:最新赔偿方案不应成为最终执行方案

    众多婴幼儿因长期食用含有 “三聚氰胺”的奶粉而遭受损害,造成肾结石、肾衰、肾积水或者死亡等不同程度的损害是一个重要事实,而这一事实直接导致奶粉受害者及其亲属,已经并将持续付出大额的医疗、护理以及后继康复等费用,并遭受到巨大的精神伤害。

    赔偿方案中, 20万元补偿一个死亡病例, 3万元补偿一个重症病例, 2000元补偿一个普通症状,这样赔偿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标准又是怎样制定出来的?不接受这个赔偿方案可不可以提起诉讼?这些成了维权团律师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对此,曾牵头为 “三鹿患儿”志愿维权的北京律师李方平指出,最新由政府和责任企业共同出台的赔偿方案,不仅无法体现受害者参与赔偿协商,更重要的是赔偿和补偿标准的制定,受害者根本无从得知, “所以最新的赔偿方案不应被定为最终的执行方案,但可以作为一个 ‘指导原则’。”

    李方平认为,最新的赔偿方案还存在众多执行上的缺陷,因此他建议,先确认能够获得赔偿的患儿名单, “如果遇到一个患儿同时食用多种奶粉的情况,应该对其主要责任人进行追查。”同时,最为关键的是,不能以一个单向的赔偿方案堵住受害者的司法救济途径, “应开放诉讼救济渠道,否则赔偿很可能走进 ‘死胡同’。”

    李方平也提醒受害者,如果同意此赔偿方案,很有可能会被要求签订相关 “赔偿协议”,而协议一旦签订,即表明该受害者放弃了其他所有的赔偿、补偿权益, “所以,如果不同意此赔偿方案的受害者,建议仍可以通过起诉经销商侵害人身权益,进一步要求赔偿。”

 

患儿家属:如此赔偿方案难以接受

    3万?如果是3万补偿金的话,我根本就不会去拿!”

    北京一位三鹿患儿的父亲王先生在得知赔偿方案后当即表示,这样的赔偿标准让他实在难以接受, “我一定不会去领这个补偿金,我要提起诉讼。”

    王先生告诉记者,自己的孩子由于食用了 “三鹿”奶粉,肚子两侧已经各开了两刀,四个刀口中最长的一个伤痕长达8厘米, “现在只要一到下雨天,孩子的肚子就会鼓起来,而且整个脸都非常浮肿,我们家长看得太心疼了。”

    王先生提出,赔偿至少还应包括孩子的营养费、精神损失费、家长的误工费等,否则自己难以接受。 “应该根据每个患儿的不同情况进行相对应的赔偿。”

    这样的观点同时得到了其他家长的响应。

    同为北京的三鹿奶粉患儿母亲李女士就认为: “我们家中仅仅是购买奶粉的花销都已经不止2000元钱,这点补偿费用根本起不了作用,也谈不上什么补偿,连一个心理安慰都不及。”

    李女士告诉记者,儿子尚不到12个月。在得了结石后,为了能够更好地照顾儿子,她就辞职在家了。

    “我辞职的损失应该如何来计算呢?”李女士质疑,现在的赔偿方案并没有给患儿家长一个满意的解释, “孩子的健康已经受到了实实在在的损害,我们都非常担心孩子将来是否会有后遗症,不会这样不明不白地领取什么补偿金。”

    李女士还向记者表示,她已经委托当地的律师要起诉三鹿集团,诉请赔偿损失,同时要求在三鹿集团破产后保留进一步的诉讼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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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方案亮点何在

    由责任企业对确诊患儿给予一次性现金赔偿、出资建立赔偿基金、政府出资给予补偿……尽管存在不够透明、就事论事等不足,但在公共政策专家和维权律师团看来,目前已经公布的 “三鹿赔偿方案”也有自己的亮点, “最大的亮点在于,以国家的信用来为受害者兜底,将三鹿破产与赔偿责任完全隔离。”

    有专家告诉记者,这一方案,实际上是在当前司法因制度的阻塞而无法对受害者赔偿提供更好通道的背景下,国家层面能够给予受害者的较好救济方式, “对于如此重大的质量事故,司法介入固然需要,但如果仅仅执拗于司法的解决,显然难以撑起如此沉重的局面。”

    特别是在三鹿已经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情况下,必须把受害人的赔偿从三鹿破产程序中隔离出来,以国家责任的形式来稳定受害人情绪,这也是很多国家处理同样事件的惯例。

    因此,该方案的出台,实际上意味着在大的质量安全事故面前,政府及时介入,打破了利益博弈,建立起联防机制, “政府和责任企业终于亮出了赔偿方案来修补重创的公信,受害者赔偿问题开始朝着较为乐观的方向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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