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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远的博客

资本、民生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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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保八”更有利于经济复苏和转型  

2009-03-10 09:02: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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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不出意外地成了本次“两会”的最热门话题。在近年来会期最短的会议期间,代表和委员们将就金融危机的最新动态进行研判,对中国下一步的政策选择进行热议和公开辩论,而届时是否出台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更是备受世人关注。

我们看到,金融危机显然意犹未尽,在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继续肆虐的同时,东欧和亚洲一些新兴国家成为了新的风暴眼,引发了欧盟、美国商业银行倒闭危机,东欧诸国和拉美、亚洲新兴国家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更是濒临破产。这说明,这次人类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危机远远还没有到剧终谢幕的时候,乃至于很多悲观主义者发出了“金融海啸第二波”的警报。

尽管危机一时难言见底,但东欧和拉美近期的危机,我认为不过是“蝴蝶效应”下金融危机的自然延伸和余波,绝非什么“第二波”的开始。迄今为止,人类经历过的数次较大的金融海啸,无论是1929年的大崩溃,还是亚洲金融危机,只有持续时间的长短和蔓延程度的差异,还尚未有发生更具杀伤力的“第二波”的事例,所谓“第二波”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惊恐和人为放大而已。

但是,不可否认,“余波”的威力如此之大,的确超乎想象,我们将不得不再一次调整对全球经济衰退时间和深度的最悲观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第四次对世界经济2009年的表现预期调整之后,最近更是将全球经济2009年的增长预测下调为仅仅只有0.5%,这可能创下二战以来最糟糕的表现,而且不排除负增长的可能。美国上季度GDP大跌6.2%的事实和欧盟区的深度衰退,让相当一部分人彻底放弃了全球经济在2009年复苏的幻想。就全球实体经济而言,目前显然还不是最坏的时候,重新调整危机应对方案、加大政策力度成了每一个国家政府的当务之急。

中国年前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就政策选择的时机和着力点,与欧美等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比较,都是难得的亮点,可圈可点之处颇多,特别是立足于民生,将政策重点集中在解决转型期经济结构的自身失衡和深层矛盾,这种清醒的把握无疑至少可以打一个A+以上的分数,对国人信心有相当大的提振作用。但是,不得不承认,尽管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境,最主要的当然是我们自身因素所致,但对外贸的过度依赖意味着,全球经济“全军覆没”的表现和一月份进出口的大跌让我们想通过出口进行突围不再抱有幻想,而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的深度下滑,二月份CPIPPI预料将双双进入“负时代”,这一切都说明,尽管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复苏仍然有信心,但形势的确比出台4万亿的时候要更为严峻。

因此,针对目前金融危机的态势,对反危机的对策及宏观目标进行重新评估,及时修正药方,实事求是的检讨公共政策的得失,并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应对预案,无疑非常必要而且迫切。很显然,面对这次危机,那个国家能够准确研判形势并在政策上主动进行调整,谁就有可能取得主动实现率性复苏。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高层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判断无疑是对的,将政策的着力点集中在解决内需不足和经济结构的失衡也是对的,公共政策不仅要救急,还要解决长远的发展问题。因此,在出台更进一步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之前,厘清公共政策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从而选择最优的政策组合方案,轻重缓急的处理我们的困难与问题,无疑是决定政策成败的关键。

首先,如何看待“保八”的目标。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保八”,但在国际货币组织四次下调2009年全球增长预期,美国GDP大跌、欧盟经济积重难返、新兴国家进入高危病房的情况下,原来可以贡献1/3增长的出口显然不能指望,而内需本身的扩大又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这意味着,如果要达到8%,唯一可以指靠的还是投资,我们相信,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完全可以达到8%的目标,但这意味着,我们不仅没有解决结构失衡的问题,反而使得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更为严重。因为有“保八的压力的存在,无论是各部委,还是地方,都很难超脱保增长的压力而把精力放在未来。而“保8”一旦成了硬性指标,对进一步推动改革等目标都有很大的“挤出效应”,可能再一次贻误时机。

其次,鉴于中国经济内外因素引发的“并发症”的典型特点,在政策的取舍和权衡上,我们的侧重点是救急,还是下狠心解决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型。当前这种严峻态势,政策取向上不救急显然是不行的,无论是“四万亿”的投资,还是我们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救急显然是政策的应有之义。如果一味的救急,一味的追求今年数据的漂亮,就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和调控的能力而言,都是可以达到的,但不进行结构调整意味着即使救急成功,经济实行了8%的增长,但这显然是以牺牲经济转型为代价的,是把调整的痛苦留给明天。

再次,如何设计最优的政策组合。很显然,目前出台的政策,无论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政策的“粗放”特征极为明显,将所谓的“猛药”,重手简单等同于彻底放开信贷,增加财政赤字扩大公共支出。而1月份信贷暴增1.62万亿的结果很有可能导致信贷资金流入股市空转,并没有对实体经济给予支持。而财政政策一味放在扩大政府投资上,在政府出资有限的情况下,只能更多的依靠信贷,考虑到政府投资项目的效益,极有可能引发银行大面积的坏账。因此,扩大内需、解决结构失衡特别需要政策的组合拳和合力,讲求政策的“集约化”程度,而不是必然意味着信贷的无限开闸和公正支出的任意扩大,这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我们设想,如果政策的目标没有“保八”的压力,结构调整和深化改革的制度阻力将大大降低。不仅政策的主要目标不再关注短期数据的漂亮,而且能够通过推荐关键领域的改革,增加经济复苏的质量。并且能够将工作重点放在减税、收入分配改革、放宽民间资本准入的门槛等更为关键更有深远影响的领域,也能够将制度的关爱真正向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倾斜,从而才有可能为下一个三十年奠定一个比较健康的经济结构,比较合理的产业布局,乃至一个比较有活力的制度平台。

因此,我们建议本次“两会”能够果断放弃“保八”这个双刃剑,给结构调整一个宽松的政策空间。保经济不等于简单的“保八”, 为“保八”而“保八”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退一步而言,在全球经济预期可能负增长的情况下,即使我们2009GDP增长达到6%,也肯定是全球最好的,天也塌不下来。

(华夏时报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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