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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远的博客

资本、民生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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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政府收入设定上限  

2011-01-17 00:32:2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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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有三件事引发全国热议:其一,国家税务总局宣布,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达到77390亿元,即使再加上政府前11个月的非税收入8408亿元,全国财政收入轻松超过了8.5万亿;其二,坊间流传很久的房产税有了最新的消息,重庆拟对大户型和高档住宅征收房产税,而上海的方案是对新增住宅征收房产税,看来,房产税这只鞋子落下不会太久;三是河南一农民冒充军车拉沙子,两辆卡车,8个月时间,居然骗逃高速费368万,而其拉沙子的收益却只有20万。

三个热点,都和政府的税费收入有关,亦和中国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息息相关,以368万的高速费为例,按照网友们算的一笔经济账,368万意味着需要拉沙的车每天24小时,以每小时1400公里的速度跑8个月,很显然,这样堪比飞机的速度极其荒谬,但荒谬的背后折射的,却是中国经济不堪重负的流通成本。据测算,目前中国的物流成本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20%,比日本和美国多一倍左右,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2010年整个物价高烧不退的制度根源。

再看看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笔者通过分析发现,从2000年到2010年的这10年,中国财政收入分别为1.3万亿,1.6万亿,1.89万亿,2.17万亿,2.64万亿,3.16万亿,3.94万亿,5.13万亿,6.13万亿,6.8万亿和8.5万亿。从增长的速度看,突破2万亿用了3年时间;突破3万亿用了2年时间,突破4万亿只用了1年时间,而从6万亿到8万亿的跨越也仅仅用了1年的时间。在这10年时间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6倍,而居民收入只从2000年的人均5800,增长至2010年的1.8万左右,增长不到3倍。如果统计政府的全部收入在内,2010年,即使只统计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金两块,政府收入高达11.2万亿,占GDP的比例接近35%,总收入在全球的排名仅次于美国,而占GDP的比例和欧美等发达国家不相上下。

这样,高昂的物流成本和沉重的税负,构成了中国经济的基本制度生态,亦造就了中国产业难以自圆其说的“三维环境”:对内,宏观税负追英超美,企业负担沉重;对外,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利润空间日益被压缩。企业要生存下去:一是压低人力资本的成本,二是逃税漏税;三是尽可能逃避流通成本,用秦晖的话说,就是基本靠“低法治”优势、“低环境”优势、“低人权”优势等制度禀赋生存。很显然,中国企业要获得发展,必须支付比国际竞争对手很多倍的昂贵的制度成本,这是中国企业转型,产业升级的最大制度障碍。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的生存链非常脆弱,即使人民币小幅升值,对很多产业而言,都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面对沉重的税负躯壳,高层以“结构性减税”以抚慰,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就指出要在“十二五”期间要继续坚持结构性减税。”财政部在20101231日年度会议的公报表示,继续实行结构性减税是2011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笔者认为,结构性减税的提法总体没有错,但如果在政策的细节上设计不好,很容易沦为不减税的一个借口:其一,中国的税负问题,既存在结构性的不合理,但更重要的是总体税负过重,以广义的宏观税负口径计算,中国当属全球宏观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在总体税负过于沉重的情况下,首先要控制总体税负的规模;其二,对于整体税制的不合理,采用结构性减税的提法有其合理性,但纵观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税收改革,哪一个不是有增有减?就有增有减而论,任何一个国家的税制改革都是“结构性减税”,而很显然,中国的税收政策恐怕不是“结构性减税”可以概括的;其三,“十二五”期间,加税的压力明显高于减税的动力,无论是未来营业税变增值税,还是开征房产税,资源税,环境税,都是加税的举措,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负责人在很多场合一再表示,未来减税的空间并不大;其四,减税的阻力之大超乎想象,在实体经济的造血功能日益萎缩的情况下,政府的收入增长压力很大,政府减税的动力不强,以个人所得税为例,连提高起征点这样的让利与民的举措都举步维艰,一些大的减税举措就可想而知。

这意味着,如果不能正视中国总体税负过重的事实,在利益博弈复杂的情况下,仅仅提结构性减税,搞所谓的“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而不是首先通过限制政府的总体收入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最终结构性减税就会被演绎成“结构性的加税”。笔者认为,面对外界的压力,政府有推动减税的压力,以12月的政府税收收入来分析,根据统计,前11个月全国税收收入68332.36亿元,而全年的税收收入为77390亿,意味着12月份的税收收入居然高达9千多亿,而这还是在很多地方税务部门担心税收增长过快,引发外界的质疑,主动要求企业“压库”,将12月份的税收延缓到2011年上缴的结果。

笔者同意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提议,通过立法限制政府的收入,将政府收入的上限规定为不能超过GDP33%,只有限制政府收入的上限,才有可能真正降低总体税负,也才有可能进行税制结构的优化。如果政府不能控制总体税负,沉重的制度成本进一步削弱经济的竞争力和造血功能,2010年政府11万亿的收入,有近3万亿居然是靠卖地获得的,中国经济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土地经济”,而很显然,这样的收入增长是没有任何持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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