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扬州市政府出台的“购房奖励”政策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和以前很多地方政府直接触及限购政策不同的是，扬州奖励买房政策的理由似乎非常充分，只对购买成品住房，即已经装修的房子进行奖励。

鼓励成品住房，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可以改变长期以来中国毛坯房的种种弊端，这也是住建部一直予以鼓励的事项。然而，令人蹊跷的是，住建部关于鼓励成品住房的政策事实上已经推行十多年，江苏省早在2009年就出台相关政策，并在2011年2月份由省住建厅出台了具体的实施政策，明确各城市可以对购买“家庭自住的第一套成品住房”的行为给予一定的补贴。扬州市早不出晚不出政策，却选择在目前房地产调控非常敏感的时期出台，无法不引起市场巨大的想象空间。而且，从扬州市出台的政策的细节看，其在政策上并没有明确对第几套房进行补贴，只是笼统地进行“奖励”，这很显然是一个政策的擦边球，通过奖励成品住房，打开限购的政策缺口。值得关注的是，扬州出台楼市新政的过程充满“戏剧性”。

事实上，在扬州之前，一些地方大大小小的“微调”楼市政策的行为已经不断。根据媒体的统计，从去年8月至今年5月10日，全国共有33个城市出台楼市微调政策。从地方楼市新政的内容看，既有减免契税等或退税的，也有调整首套房贷利率的，还有提高住房公积金的贷款上限，以及改变普通住房价格标准的。当然，还有包括芜湖、佛山、上海、成都等公然挑战限购政策的。这些调整政策，除了调整限购等政策底线的都被第一时间叫停之外，绝大多数的政策被放行。这也可以看出，限购是目前中央在房地产调控上的不可触碰的红线，其它的鼓励自住的政策，从总的原则上看，和中央的调控政策并不违背。

然而，我们担心的恰恰是，地方上微调政策，表面上是鼓励自住，降低自住购房的门槛，但事实上，在房价并没有合理回归的情况下，自住者根本没有购买能力满足自主需求，地方政府就会以“自住”为幌子，通过政策的慢慢的微调和蝼蚁效应，打开抑制投资投机的政策缺口，鼓励自住最终会演化成全面的松动，最终使得本轮房地产调控再次功亏一篑。这样的做法，在09年那一轮疯狂中已经上演过。那次打开投资投机购房缺口的是模糊不清的“改善性需求”，一个人不管已经有多少套房，开发商和中介机构都可以将其归为“改善性”需求而享受政策优惠，最终催生了两年多的房价的疯涨。而这一次，很显然，如何突破限购，让投资投机性需求入市，这才是各地微调房地产政策的本质所在。

而宏观经济疲弱的表现，给地方调整楼市政策给了莫大的信心和勇气。从4月份宏观经济数据看，无论是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还是进出口，表现都低于市场预期，宏观经济复苏的情况不容乐观，而地方也好，中央也好，前四个月的财政收入增速也是大幅回落，地方财政“缺钱”声一片。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只能将改变财政收入下滑的希望寄托在楼市政策变化上。

无论从治理楼市泡沫本身而言，还是宏观经济调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大局而言，坚持房地产调控，抑制投资投机无疑是最正确的选择，如果因为上半年宏观数据的下滑而再次放松楼市调控，那无异于放虎归山之举，已经被捉进瓶子的魔鬼将再次逃脱。中国经济要长期健康发展，不能再依靠催生房地产泡沫等不健康的需求。特别是，应该意识到，中国宏观经济今天面临的困难，恰恰是因为过去对于投资、出口和房地产的过度依赖，导致一些行业盲目的扩张所致，如果不能坚持调控，让房地产相关产业回归常态和理性，中国经济将随时被地产绑架，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回归实体经济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前四个月的宏观经济数据的确不怎么好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这是3年来该数据第一次滑落至个位数；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放缓至20.2%，低于3月份的20.9%；进出口较3月大幅回落，出口同比增长4.9%，而当月进口同比仅增长0.3%，与2011年平均25%的月度增幅对比可谓触目惊心。而有中国外贸“晴雨表”之称的广交会出口成交，环比和同比双双下降，交出了一份08年以来最差的成绩单；政府财政收入也不理想，继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10.3%的增幅创下近三年来最低，4月份全国税收增速继续大幅回落，单月增幅已降至2.6%，同比回落23.3个百分点；被视为经济晴雨表最无法做假的用电量4月份同比增长只有3.7%，远远低于一季度6.8%的增速。

面对惨淡的数据，管理层似乎又坐不住了，在数据出台后的第二天，央行就下调了0.5%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试图通过前几年屡试不爽的松货币的利器，释放流动性提振疲弱的经济。实事求是而言，笔者已经习惯于在外界的一片尖叫声中对宏观经济做出自己相对冷静的判断，但这种抗外界干扰的能力可能更是中国财经决策当局最需要的。在前四个月的数字不太好看之后，我们已经看出了管理层的不安和慌乱。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面临大选之年，这种出于政治的稳定而采取的决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任何确保稳定的刺激政策，对于中国这么一个调整中的经济体而言，对于一个决心调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经济体而言，起码是应该慎重，而不是草率和慌乱的。

我想，在号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十二五”的第二年，面对宏观经济数据，任何一个决策者在改变大政方针之前，起码应该回答三个问题：一，经济究竟糟糕到了什么程度？二，要不要改变既有的政策而采取新的刺激措施；三，什么样的政策措施才是健康而有效的，并且副作用最小的。很显然，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很明白，在全球经济都处于危机后遗症调整周期，中国宏观经济本身的表现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不能总是要求中国经济可以置身世外而独善其身，2012年的全年仅仅过去了4个月，就要根据这4个月的表现轻言宏观经济一团糟糕，不仅不严肃，而且会有很大的误导；基于此，笔者认为还没有到急于出台新的政策刺激经济，4月份的数据是不太好看，但还没有到必须下重药动大手术的时候，如果不冷静观察，“出手过快”，正在进行的调整结构的重大战略必然临时停止，而今年承诺的各项改革措施以及房地产调控等也势必要改弦更张，而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而言，很显然是得不偿失的。于中国的经济而言，目前疲弱的表现恰恰说明，以前那种依靠房地产的畸形发展，依靠固定资产过度的投资，依赖利润空间非常可怜的大量的出口刺激经济的决策是不可持续的，不仅对相关产业造成了很大的误导。前四个月，建材、钢材等与房地产相关的行业之所以日子非常难过，这只是在为过去的疯狂买单而已。

特别是，在经历了08年的“四万亿”反危机的措施之后，对于货币过度放松对经济长久健康发展的危害，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管理层，都是有切身体会的。而且，从前4月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无论是投资，工业增加值，还是进出口等的减速，并非由于流动性不足所导致，而完全是因为整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的结果。在贷款意愿不足的情况下，打开货币的水龙头唯一可以得到喘息的无疑是正处在调控关键期的房地产，导致房地产泡沫的再次反弹，以及地方再次乱上项目的冲动，而好不容易得到遏制的通胀也会卷土重来。相信房地产的再次勃兴肯定能够遏制经济的下滑，带来漂亮的宏观数据，但很显然，房地产泡沫带动的不理性数据增长是宏观经济的魔鬼，而不是天使。很快我们将又不得不再次对房地产进行调控，这将是一个没有任何意义的折腾和恶性的轮回。

在笔者看来，中国经济多年来其实一直需要回答一个也许答案非常简单的问题：我们需要昙花一现的漂亮数据，还是忍受一时的难看的数字而下决心根治影响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各种病症。答案其实很简单，但政策的选择显然远比答案本身复杂。多年的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要害已经不在于需要多快的增速，而在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一个良好的产业结构以及惠及更多人的分配制度。就此而言，政策应该更多的考虑如何通过大规模的减税减负，为中小企业解困；如何通过制度松绑，为民间投资找到出路；如何通过体制改革，降低整个经济的制度成本；如何通过产业升级，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利润端的地位。而不是要“注水”的伟哥效果的漂亮数字。中国多年的经济发展很多时候陷入了为了维护畸形而漂亮的数据，但漂亮的数据如同海市蜃楼，一阵大风，繁华瞬刻散尽，是该告别这种“肾虚”的心态的时候了，为了中国经济，我们真的应该真诚拥抱适度的衰退，这对于中国的未来真的太重要了。

5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是《反垄断法》2008年8月1日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在反垄断审判领域出台的第一部司法解释。《规定》对反垄断诉讼的原告资格、案件受理、管辖、举证责任分配、诉讼证据、民事责任问题，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搭建起中国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基本框架体系。

众所周知，我国的《反垄断法》自2008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这部被称为“经济宪法”的法律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却只有可怜的一条：该法第五十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但如何通过司法程序，要求垄断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却没有规定任何的具体程序。在程序缺失的情况下，《反垄断法》这种原则和抽象的规定让反垄断民事审判成为人民法院面临的重大挑战。法律规定模糊，法院对反垄断案件又缺乏审理的经验，处于尴尬境地的最高法甚至建议将反垄断诉讼作为知识产权案件去进行处理，实属滑稽。据统计，截至2011年底，全国地方法院共受理垄断民事一审案件只有可怜的61件，相当于全国每个省三年来受理不到2起涉及反垄断的案件。反垄断民事案件在国外一般属于明星级的案件，总是受人关注，但在中国，已经审结的53件案件，引人关注者却寥寥。这一方面表明，，社会公众对这部反垄断法尚缺乏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表明，加强反垄断民事诉讼制度的建设，明确和完善反垄断民事诉讼的规则，成为践行反垄断法第五十条的当务之急。

作为中国第一部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规定》有一些进步和亮点，突出表现在两点：

其一，在反垄断民事诉讼的指导思想上，鼓励和方便当事人诉讼的思想占据主导。司法解释规定，只要符合基本的民事起诉的条件，因为垄断行为或者垄断协议受损，都可以向人民法院直接起诉，反垄断民事诉讼不需要以行政执法程序前置为条件，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突破；其二，在举证责任的划分上，充分考虑了反垄断民事诉讼的专业性和原告举证的难度。从最高法公布的数据看，垄断纠纷案件中原告胜诉率较低，这既与原告对反垄断法和反垄断民事诉讼的相关知识掌握不多有关，又与垄断纠纷案中原告取证和证明垄断行为较为困难有关。在一般的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原告要证明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对方占据市场支配地位，二是对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在实践中对于原告而言，非常难。无论是2009年年底全民医药网起诉百度竞价排名，还是消费者面对企业的联合涨价，都因举证困难而无法胜诉。基于此，明确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大大缓解了原告“取证难”的问题。例如，对于明显具有严重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特定横向垄断协议，实行举证倒置的原则，由被告对被诉垄断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同时还规定，原告举证困难，可由原被告双方协商制定专业机构或专业人员给出第三方意见，法院在裁决中会作为参考。

但是，反垄断民事诉讼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反垄断民事诉讼涉及的问题，既有法律问题，也有经济问题，而当代微软、谷歌等企业面临的诉讼指控更有复杂的技术问题。反垄断立法发达的国家如欧美，关于反垄断民事诉讼的规定可谓汗牛充栋，随着审判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远非一个只有16条的司法解释可以概括。期待一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后，民众就可以掀起对公用垄断企业如潮的诉讼，更是有点天真可爱。其一，从目前中国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看，虽然解决了起诉、管辖、举证等基本问题。但众所周知，反垄断案件一般耗时很长，环节很多，普通的民众告垄断企业，和蚂蚁斗大象一样，耗不起，如果没有诉讼费用的援助制度，没有人敢轻易对垄断企业发起诉讼；其二，国外反垄断诉讼的基本方式是集团诉讼，集团诉讼是对付垄断企业垄断行为的门当户对的法律利器。在集团诉讼中，律师征集受害人，并且以受害人的名义发起诉讼，影响会很大；其三，我国的司法解释没有规定惩罚性的赔偿，而对垄断行为的惩罚性赔偿已经成为确保反垄断诉讼有价值的基本制度，比如，美国反垄断诉讼规定了3倍的赔偿，但现在的司法解释甚至连要不要赔偿都没有规定。没有集团诉讼，没有惩罚性赔偿，没有诉讼费用的援助，原告的弱势地位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反垄断民事诉讼就会成为一头拔了牙齿的老虎，吓吓稻田边的鸟儿可以，对付垄断巨头就是个摆设了。

温州金融改革的热度依旧在发酵。日前，浙江省已经通过了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方案的具体实施细则，并借此东方，准备出台《浙江省关于加快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温州金融改革的经验和辐射效应扩张到全省，将民间资本发达的浙江建设成为真正的金融强省。

根据媒体披露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送审稿）的内容，温州对国务院确定的“十二条”改革试点任务进行逐项分解细化，排出了“一揽子”50多个试点重点工作项目，以及需要上级部门帮助支持的改革项目。而对于温州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标，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的概况是：2012年新增小额贷款公司30家，2013年总数达到100家，实现都市功能区和中心镇全覆盖；2012年银行金融机构市级分行基本设立小企业专营机构，完成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工作；2013年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及分支机构，实现县(市、区)全覆盖。基于此，温州市将重点抓好包括建立一套领导体系，成立金融改革试验区实施领导小区，组建6个专项工作小组，组建若干重点项目推进办公室，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的方案，通过实施一批重点项目，建设一批金融平台，引进培育一批高端人才，开办金融论坛和研讨会等，加快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

可以说，从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以来，温州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开始为温州金融做大作强谋篇布局，全国的金融专家、金融监管部门以及财经媒体源源不断前往温州，为温州金融改革出谋划策，笔者也多次前往温州，亲身体会到金融改革在温州超乎想象的热度。

然而，随着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的推动，温州金融改革中一些偏离改革主题的思路和做法开始若隐若现。众所周知，对于温州金融改革，国务院只是出台了“十二条”内容不太详实的内容，民间借贷如何阳光，民间金融如何发起设立银行等金融机构，都没有具体的路线图。也就是说，国务院关于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出大戏，只是给了原则性的指导方案，并没有给温州具体的“剧本”，具体怎么演，将难题和主动权都交给了温州。对于这点，笔者多次强调，这种没给具体剧本的做法恰恰是确保温州金融改革成功的关键，给了温州未来改革足够的想象空间，温州完全可以利用此点，并且充分发挥本地“演员”的想象力，拍出一部经典大片。

然而事实是，这种没有“剧本”的改革反倒成了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的最大障碍，习惯了任何事情“向上汇报”，习惯了“凡是没有明确同意的，都是不能干”的官员们，从开始制定《实施方案》到具体落实，正在走一条和急需大胆创新，不刻意划定范围，鼓励自选动作，尽可能不设定“命题作文”的真正的改革背道而驰的工作。笔者和当地的机构、官员交流，大家对于国务院没有明确一些事项显得手足无措，因而在实施方案里，尽可能的细化再细化。同时，他们对于改革本身，有强烈的风险厌恶倾向，因而在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的时候，想法设法想将“风险”管理起来。在很多人的眼里，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基本演化成，一方面，设立一些金融机构，另一方面，一些部门乘机升级、扩编、扩权，对金融改革事项进行管理。比如，以前的金融办升级成金融管理局，人员编制也扩大了不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的最核心操作部门，其他一些相关的部门也在想法设法扩充自己部门在综合试验区建设方面的话语权和参与权。

如果温州金融综合试验改革成了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一场“扩权”的运动，这场改革注定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国务院之所以选择温州作为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的试点，恰恰在于以前对于主流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改革管制太多，使得民间金融根本没有路径进入主流的制度体系。国务院这次将温州作为试验基地，一方面希望温州能够在民间金融的合法化以及建立中小金融机构服务体系方面为全国积累经验，另一方面，通过温州民间金融的活力和想象力，为中国金融改革提供创造性的经验。而这种改革的目的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为民间金融放权，为“群众演员”发挥想象力给与足够的空间，而不是仅仅通过设立一些监管机构，把民间金融给“管”起来，通过官员和行政的意志，为温州金融改革设计一套毫无生气、没有任何创新余地的方案出来，如果改革的思路是这样，那何必在温州试点，又何必给温州更多的期待？

不夸张而言，温州金融改革是温州民间金融的一次自我救赎，也是中国金融打破改革僵局的一次绝佳的机会。既然是改革，既然是试验区，既然是试点，为何要缩手缩脚，为何要对方案细化了又细化，为何要强化“管制”意识？温州金融改革成败的关键，并不在于设立了多少监管部门，从中央要到了多少生杀予夺的大权，而是有没有尊重市场，尊重温州民间的创新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又没有尊重“演员”的自我发挥的权力。人类金融史已经多次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真正的改革绝对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

据媒体报道，4月25日，陕西地方电力集团和国家电网陕西省分公司在4月25日发生武斗，这是继2008年之后，两大输电企业双方发生的第二次激烈冲突。

从这次冲突的表面诱因看，事情起源于陕地电计划兴建的一项22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这项工程拟穿越由国家电网榆林市供电公司管理的330千伏陕西主电网。但是，早在2006年，国家电网陕西分公司以《榆林不宜建设220千伏电网的报告》为题，专门向陕西省政府汇报，并得到明确批示：榆林地区不准建设220千伏电网。陕地电这个项目不仅要在榆林建设220千伏输电项目，还要绕国家电网公司，从内蒙古所属的华北电网购电。这也违背了2009年4月陕西省政府关于“陕地电不得从外省购电入陕的规定”。于是国家电网出面阻止，引发了双方的冲突。

应该说，从目前的各种文件来看，陕西地电的这种做法本身的确违背了有关规定，国家电网公司出面阻拦并非没有道理。然而，双方争议的焦点并非建设一个项目这么简单。国家电网公司担心的是，这次陕西电网之所以建设如此高等级的主网和骨干网，正是在为即将在境内全面铺陈的特高压项目做准备。而陕西省之所以想搞特高压项目，背后源于陕西属于西电东输的主要电源地，电力相对富余，经常出现“窝电”现象，通过高特压项目的建设，以摆脱电源长期受困于西北电网，富余的电力卖不出现的尴尬境况。

众所周知，中国的电力输送实行全国“一张网”的自然垄断格局，在电力体制改革长期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很多地方也出现了区域的和民营供电站以弥补国家电网供电不足的情况，对于未来中国电网的改革，究竟是维持目前的自然垄断格局，还是优先发展区域网，或者对国家电网实行分拆，争议都很大，在改革目标不明确的情况下，地方电力企业和国家电网公司由于利益纠葛就会出现陕西地电和国家电网公司这样的冲突。

但是，就全国的情况看，在一个地方出现陕西地电和国家电网公司分庭抗礼的格局并不多。从公开的资料看，陕西地电是隶属于陕西省政府的省属大型企业，包含9个市级分公司，66个县级分公司。供电面积占陕西省的72%。但其市场份额却只有30%左右，这样的市场格局形成的关键是陕地电本身在制度、技术以及管理等方面都落后于国家电网公司。但作为陕西省政府隶属的企业，对于双方出现的利益冲突，作为家长的陕西省政府很难以一个中立的裁判者的形象出现。以2008年双方的冲突为例，当时陕西地电的供电方案从技术到设备都远不及国家电网，但在利益出现冲突的情况下，陕西省政府只能让双方互相妥协来解决。

这种和稀泥的做法从长期看，不仅不利于竞争，反而使得双方的冲突只能向恶性发展。目前出现的陕西地电和国家电网公司的武斗，不仅不是真正竞争的体现，而恰恰折射出电网改革滞后所带来的恶果。在地方电力公司与国家电网没有明确的竞争规则的情况下，双方的冲突不仅不利于竞争，最终通过行政解决的结果也不利用用电企业，是一个多输的格局。

当然，陕西地电与国家电网的冲突只是中国电力行业的一个个案，但在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处于深化的关键时期，如何真正完成厂网分开，建立竞争、开放的区域电力市场，以及多方竞争的供电格局，已经成为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必须真诚面对的话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包括阶梯电价等的改革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电网企业过度垄断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顶层设计的方案，在鼓励一定竞争的前提下，避免出现竞争无序的恶性冲突。

“五一”前后，证监会密集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包括4月27日，降低所有期货交易品种的手续费标准，期货交易所手续费水平整体下降30%左右；4月28日，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在公开征求意见后正式公布，通过强化信息披露和责任机制，加大对新股高价发行的制约；4月29日，在《创业板退市规则》于5月1日实施的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了主板和中小企业版退市制度的征求意见稿；4月30日，沪深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宣布，降低A股交易的相关收费标准，总体降幅为25%。

尽管这四大政策的出台一直在酝酿之中，但在“五一”前后如此重磅的密集出台，管理层通过加大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的步伐，恢复投资者对中国股市信心，改变长期以来中国股市圈钱市的本质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外界将期货和A股交易费的降低，视为管理层短期刺激股市的举措，但在笔者看来，这四大政策并非为了短期推高股指，而是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中国股市作为上市公司提款机的本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强化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和回报投资者的机制，从而建立投资者对股市的长期信心。

以发行制度改革为例，现行新股发行制度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制度不公之一。无论是“大小非”问题，还是高市盈率问题，乃至于“圈钱市”的本质，根子都在丧失了公平基因的新股发行制度。由于各种利益的纠葛，中国的发行制度改革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多次进行改革，但一直没有解决市场化定价以及发行的公平问题。现有的新股发行制度在制造“圈钱市”和“大小非”上存在四个根本性的制度残缺：一是流通股比例太低，导致上市公司上市的目的都是为了圈钱；二是因为流通股比例太小，导致新股供给不足，而在发行的时候市盈率过高；三是新股上市当天，不设涨跌停，让高中签的机构通过互相爆炒获取暴利出局；四是限售期结束，“大小非”集体出逃，导致中小投资者成为最后的接棒者。这次发行制度的改革是在前两次的基础上的延续，通过淡化监管机构对拟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判断，全过程、多角度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引入存量发行，扩大网下配售供给量，取消网下配售股3个月的锁定期，扩大上市流通量；强化间接“股价监管”等机制，在市场化定价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上进行努力。

再以退市制度为例，退市机制作为证券市场机制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淘汰劣质公司，施加外部压力，对上市公司提高绩效和完善公司治理具有极为显著的激励约束效应。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伊始，就在制度层面建立了上市公司的退市机制，然而，符合退市条件而真正被退市的上市公司寥寥无几，退市机制由此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不成功的制度之一。在上市指标奇缺，“壳资源”价格不菲的情况下，《公司法》等关于退市制度的原则性规定基本形同虚设，直至2001年，中国资本市场10周年的时候，才出现了第一家真正退市的上市公司，利益博弈之艰难可见一斑。据报道，现行退市标准自2001年初实施以来，A股退市公司总计仅有40余家，占目前A股挂牌家数的1.8%，主板退市制度形同虚设。

这次实施的创业板退市规则也好，还是公开征求意见的主板与中小板退市制度，管理层改变股市千年不死鸟的决心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看到，深交所新退市方案中新增和变更了7项退市条件。包括净资产为负；营业收入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等，上证所上市公司新增了8条退市条件，根据最新的退市制度方案，连续两年净资产为负、连续四年营业收入低于1000万元的公司将符合退市条件。且不说其他条件，单单按照这两项标准就有数十家公司面临退市。今天很多ST公司的跌停也证明了退市制度本身存在的价值。

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运行20年了，20年来，成绩很大，问题也很多。笔者一直认为，中国股市从来不缺钱，投资者“信心贫血”的关键是股市并不能为投资者提供真正的回报，投资如果没有回报，那就是赌博，股市如果没有回报，那就是赌场。中国资本市场只有在发行、分红、退市等方面构筑起利益保护的制度之墙，才能真正改变圈钱市的本质，恢复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也是利益纠葛最复杂的场所，利益集团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左右超乎想象，在这种情况下，郭树清大力推行的改革受到的阻力和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应该为郭树清的决心和魄力叫好，在时下的中国，能有这样的举动，实属不易，投资者应该对郭树清的改革给予大力的支持。

在4月13日中国证监会公布的第十四届主板发审委委员候选人公示名单里，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的胡小黑榜上有名。而胡小黑的另一个身份则是刚刚被证监会通知终止审查的天能科技IPO项目的经办注册会计师。

天能科技被称为证监会预披露新政以来首家被终止审核IPO的公司，其被终止审核，源于《每日经济新闻》的记者对其为期两周的实体暗访和调查，在3月20日《每日经济新闻》发表的的深度报道《天能科技预披露新政第一股，阳光下的造假黑幕》中，记者详细揭露了天能科技如何通过虚构收入等明显的造假手段，营造业绩暴增的假象。

从文章揭露的虚构收入的项目和手段看，天能科技的造假行为一点都不高明，有些甚至是赤裸裸的无需任何“专业判断”都能发现的明显造假。比如，有些项目招标工作尚未开始，有些项目工程尚未未完工，而有些项目还没有验收，有些工程在记者苦苦寻找了两周之久也没有发现其存在的情况下，天能科技就违背基本的收入确认的会计准则，将其确认为当期的收入，虚构收入高达数千万。作为承办该项目的专业审计机构，大信会计事务所的胡小黑和吴国民历经两年的审计把关，对于如此没有技术含量的造假行为居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而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法》和《独立审计准则》的规定，注册会计师只有在确认被审计单位采用的会计处理方法遵循了会计准则及有关规定、会计报表反映的内容符合被审计单位的实际情况、会计报表内容完整，表达清楚，无重要遗漏、报表项目的分类和编制方法符合规定要求的条件下，才可以出具无保留意见的报告。从以上造假的项目本身看，很多项目都符合审计准则里的“重要性原则”，需要严格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通过审阅合同、各种招投标文件、勘查现场等审计程序对其进行审查无误方可确认，只要胡小黑和吴国民执行任何一项审计程序，这样的造假并不难戳穿。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法》和《独立审计准则》，胡小黑和吴国民因其重大失误导致天能科技招股说明书出现虚假记载，其应该依法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天能科技的承办注册会计师，胡小黑不仅没有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反而成为中国证监会新一届的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委员，负责对上报证监会发审委进行审核公司的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发表意见，防止上市公司进行财务造假。从时间点上来看，《每日经济新闻》揭发天能科技造假的文章发表于3月20日，文章当时在业界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按理说，中国证监会的有关人员对这篇报道不可能不知晓，但在4月13日，胡小黑依然成为了发审委委员的候选人。14天之后的4月27日，证监会宣布终止对天能科技IPO的审核。

我们暂时无法对胡小黑在天能科技上市造假行为的作用进行定性，是联合造假，还是重大过失，还需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之后方能得出官方结论。但从目前已经披露的种种事实来看，胡小黑作为承担注册会计师，其对审计报告存在重大虚假陈述负有重大过失当成定论，这样的结论也无需太复杂的专业判断。无论是根据《证券法》，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规则》，还是刚刚发布的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业务时，应当严守执业准则和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制度，确保风险评估等重要审计程序执行到位，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态度，保持对财务异常信息的敏感度，防范管理层舞弊、利润操纵等行为发生。中国证监会一再重申，对于新股发行过程中的财务造假、利润操纵、虚假披露等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证监会将根据情节轻重，依法对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和相关人员、中介机构及其相关人员采取监管措施、立案调查、行政处罚等措施，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然而，对于胡小黑在天能科技中的行为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却将其列入了发审委委员候选人的名单，起码说明我们首先在发审委委员候选人的“审计程序”上出现了不该有的严重的失误。

天能科技的造假事件能够被发现，得益于中国证监会实施的预披露政策，这是中国IPO审核程序的重大变化。在发审委委员的人员有限、精力有限、专业背景有限的情况下，让一个发审委委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就发现申报材料中的问题，这种审核制度是设计给“神”的，而不是设计给“人”的。只有那些百年不遇的天才也许才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审核出申报材料中的造假行为。在发审委的审核事实上流于形式的情况下，通过预披露制度的“公示效应”，让媒体以及民众对这些申请上市的公司首先进行审核，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监管部门“垄断”监管的弊端，充分发挥了媒体和民众的监督作用。天能科技的落马，充分说明了“人民监管”和“媒体监管”在资本市场监管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笔者相信，已经被终止上市审核的天能科技，其必将面临后续的进一步的调查，以查清申请上市企业、保荐人以及其他中介机构在整个造假过程中的角色和分工，作为审计师的胡小黑，也将配合证监会及司法部门进行审查，其落选新一届发审委委员应属大概率事件。如果连一个公司如此明显的造假行为都没有发现的人，最后成为发审委的委员，那将成为中国发行审核制度的最大的笑话和乌龙球。相信证监会在酝酿发审委委员正式名单的时候，必将纠正这个不应该发生的错误，但是，还是想说明，即使对发审委委员名单的公开和媒体监督，该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本不该讲公司上市的“真诚”寄托于又几个人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发审委的最终决定的确是让股民们做出自己投资行为的最重要的依据，而律师、注册会计师一旦担任一届发审委委员，则意味着未来衣食无忧，名利双收，这使得发审委委员的竞争异乎寻常的激烈。但我相信，在中国找几个水平不错、没有污点的注册会计师作为投资者利益的守护者还不是大问题。就此而言，胡小黑这样的注册会计师，不管其在天能科技中究竟干了什么，根本就不应该“带病提拔”，成为发审委委员的候选人。

4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第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GDP较上年同期增长8.1%，增速不仅创下了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大大低于此前外界的普遍预期的8.3%的中值。

从8.1%数字本身来看，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印证了大家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华尔街日报》和英国《金融时报》近期都在讨论，在经济增速明显下滑的情况下，属于中国的“派对”是否已经结束。而国内的一些学者和机构更是危言耸听的预判中国实体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要求放松调控，释放流动性，重启以房地产和汽车等为主导的“4万亿2.0”的刺激政策，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

事实上，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解读”，观点和视角之多总是和万花筒一样令人眼花缭乱，而很多观点的背后充满了武断和缺乏实际支撑的一家之言，甚至不乏明显出于行业利益考量的奇谈怪论。一季度8.1%的增速究竟代表了中国经济的稳健回落，还是经济状况真如一些人判断的一团糟，恐怕最终仍然要回到中国经济的实际去寻找答案，而不是在观点、利益和武断的支配下故作惊人之语。的确，从一个层面看，一季度中国宏观数据不可谓不惊险：工业增加值增速下滑，一些地方财政收入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前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5.2%，一些地方新政增房地产投资下滑明显，进出口增速更是回落到个位数，这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于“大数字”的中国而言，的确很不习惯。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而言，中国一季度宏观数据并并没有渲染的那么糟糕，三驾马车除了进出口增速回落明显外，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0.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8.2%），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0927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3.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0.7%），消费保持了14%以上的正常增速。如果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在国际国内因素极其复杂的形势下，能够取得8.1%的增长实属不易，这个数字不仅远远高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增速，也高于印度6.4%的增长，当然也高于今年7.5%的增长目标。而且，从统计局公布的产业的具体数据，包括发电量等看，8.1%的增速是绝非一个难看的不可接受的数字。可以说，经济增速的回落，既是内外客观因素交织的结果，也是中央继续主动调控政策的结果。

同时，从今年经济增长的趋势看，1季度可以说是全年宏观经济最不确定、最困难的阶段，从前三个月的环比数据看，无论是财政收入的增长，还是进出口数据，还是PMI指数，环比复苏的态势也比较明显，宏观经济数据在一季度见底是个大概率事件。随着“两会”之后一些政策的落实和微调，宏观经济回升的预期是乐观的。但是，对于习惯了更加漂亮数据模式的中国经济的人而言，一季度的数据却让他们极为悲观，他们呼吁出台新的经济刺激计划，从他们建言的内容看，无非是2008年底“4万亿”刺激计划的一个翻版，无非是再一次放松货币政策，防松房地产调控，通过加大政府投资稳定增长。很显然，如果真的出台这样的举措，宏观经济的数字肯定会更加漂亮，但这种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之大，成本之高，对中国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健康、持续的发展造成了破坏力之大，这两年不仅被高层深刻理解，更为普通老百姓理解。08年“4万亿”刺激计划刺激出来的通胀、房地产泡沫以及巨额的政府债务和一些仓促上马工程的停工，尚在艰难消化，如果重复以前的老路，不仅政府财政无法承受，中国的经济自身也根本无力承受。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实体经济的不振，中小企业的困局，提振内需的艰难以及深层领域的改革，特别是发展模式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面临的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但很显然，即使出台“4万亿2.0”的刺激政策，除了可以换得短期的好看数据和心理的欢愉之外，对于解决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长期发展的问题不仅没有帮助，反而会让因为拖延解决，使得这些困难和问题更加严重。过去几年的事实证明，凡是扩大政府投资，凡是刺激房地产，不仅无助于中国经济深层矛盾和问题的解决，而且会导致这些问题的更加恶化。中国经济之病绝不在于经济的增速，过度关注经济增速的观念不仅过时，而且对中国经济的健康是有很大的危害的。

解决中国经济目前的困难，道路可谓千千万，但唯有再次放松房地产调控、明显放松货币的举措是和解决这些困难背道而驰的。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振兴实业，提出开放民间投资，提出战略新兴产业，提出加大减税的力度，提出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要取得突破，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举措，也是真正解决中国经济“不可持续、不平衡、不协调、不稳定”等痼疾的良方。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将GDP的增速确定为7.5%，也是放弃过于功利的速度，而将政策的着力点放到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健康的发展上。最近温州的金融试验改革，就是为中国经济的未来探索一条金融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道路，这些探索，需要坚持，需要耐心，需要放弃急功近利的思维，而不是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就改变既定的方针政策，这是中国经济之大忌。

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不坏，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也是可以期待的，但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发展模式的转型、取决于结构调整的推动，取决于关键领域的改革，取决于反垄断的实施，取决于大规模的减税和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而不是速度。中国经济不是快餐，不是廉价的肥皂剧，只顾眼前的快乐，而看不到未来的痛苦。高层一直强调不折腾，强调埋头苦干，而我们却总是为一时的快感而冲动。中国应该主动告别“明星经济”，告别瞩目的数字，忍受寂寞，为了更健康的未来做点有意义的事。

最近，一家小房地产公司——杭州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破产的消息引发了外界极大的关注，在中国宏观经济的表现扑朔迷离，宏观政策的走向引发诸多猜测的情况下，这家这称为本轮房地产调控以来首家申请破产房企的命运，再次牵动了市场的神经。

从目前媒体根披露的消息看，金星房地产公司的破产似乎早有先兆，无论是在房地产行业繁荣，还是严厉调控的时候，公司自身一直动荡，4年之中股权就5次转让，而其母公司浙江中江控股也因为负债累累已经申请破产保护。就此而言，金星地产的破产尽管是在房地产调控的关键时期，但其破产自身似乎并不具有某种普遍性，其负债引发的公司危机也并非完全由于行业自身的调控而引发。

但是，金星地产的破产，毕竟处于行业发展的敏感期，其破产究竟是房地产行业的一个特殊个案，还是房地产行业破产潮来临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是否会引发大规模的房地产企业的破产潮和兼并潮？而一旦破产潮出现，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和房地产调控政策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恐怕是目前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

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和房地产调控都处于非常微妙的时刻，尽管有3月底短期的回暖，但从数据看，整个房地产市场目前仍然处于寒冬是不争的事实。我想，如果没有对一季度主要宏观数据不佳的猜测，整个房地产进行真正的调整则会成为必然。从目前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来看，居高不下的存货和资金链已经没有任何结束迹象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已经成为时下影响很多开发商命运的三座大山：

其一，房地产企业的存货创历史新高。对于房地产企业的存货，很多研究机构都公布了自己的预测数据，从最近披露的上市公司的年报看， 88家房地产类上市公司中，87家在年报中披露了存货量，其中64家公司存货上升。87家公司合计存货量达到9772亿元。而消化这些库存的周期在4.5年左右，大大高于2010年的3.8年。在价格松动和市场的期待有一定距离的情况下，房地产企业消化库存的难度很大。

其二，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时刻。同样是上市公司房地产企业，88家房地产企业累计负债超过1万亿元，其中地产龙头万科去年负债增长41.8%，负债超千亿元的有万科和保利两家。我还看到中国房地产测评中心近的研究数据，2011年500强房企净负债率已由2010年的50.07%上升到66.59%。如果再考虑到2011年房地产信托更是爆发性增长累计的6882亿元，今年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紧张和融资难度已经到了极限。如果销售没有根本的回暖，一些实力不强的房地产企业倒闭破产则会成为必然。

特别是，目前尽管宏观数据的前景不是很明朗，但管理层似乎并没有放松政策的打算，退一步讲，即使出于稳增长的考虑对政策进行调整，但房地产政策大幅度调控的可能性并不大，限购等抑制投资投机的核心政策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自主需求者面对高高在上的房价，即使有税收等政策的优惠，但并不具备购买力，如果房地产企业不愿意降价，唯一的可能就是整个行业的洗牌。事实上，从去年开始，资本投资房地产的热情明显降低。先是去年年底一些主业非为房地产的上市公司宣布退出房地产行业，出让其房地产股权。在行业前景黯淡的情况下，一些房地产公司也开始出让股权，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看，房地产股权成交数达38宗，成交总金额达102亿元，双双创新高，比2011年一季度的23宗、50.6亿元，分别上涨65.2%、101.7%。

出让股权是一种洗牌，而破产倒闭也是一种洗牌。无论是出让股权，还是破产倒闭，对于任何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也是必需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尽管目前各种数据表明房地产行业面临很大的风险，但并非已经到了通过破产倒闭等进行行业整合的时候。中国的房地产在严厉的调控下，尽管在逐步的告别暴利，但这个行业的利润本身并不低。以万科为例，其房地产业务结算毛利率28.79%，较2010年下降0.96个百分点，尽管如此，考虑到房地产行业很高的杠杆，这个利润本身还是相当高的。而且，事实上，大多数房地产公司在2011年的利润并不难看，在100多家发布了2011年年报的地产商中，约70%的房企实现了业绩增长。在利润比较高的情况下，谈整个行业的倒闭潮只是一种臆想。如果没有宏观数据的不确定，房地产企业早就开始采取降价策略了，过高的利润意味着降价的策略还没有穷尽。这也说明，调控政策还是应该继续坚持，千万不可松动，一旦松动，整个房地产调控将彻底毁于一旦。

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国家层面首次将发展实体经济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强调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在房地产泡沫日渐累计，民间资本炒作之风盛行，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回归实业是避免中国经济陷入浮夸陷阱的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谈实业回归，首先需要全方位的反思，在中国，企业和资本为什么大面积选择放弃实业，是利润微薄，税负过重，还是进入实业的门槛过高？如果我们对中国企业这几年赚钱的基本逻辑进行梳理，就会发现，这几年，中国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大多和垄断、金融以及房地产有关。以2011年中国企业500强为例，500强利润最高的10家企业，全部由国有金融部门和垄断性国企占据，分别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石油、农业银行、中海油、中移动、中石化、交通银行和中信集团。究其原因，一方面，在占有垄断资源的情况下，企业无心通过提高技术含量赚钱；另一方面，在做实业的利润偏低，和整体环境比较差的情况下，通过理财和房地产投资，就成了绝大多数的企业最理性的选择。由于垄断、资源、金融和房地产成为现在中国企业最主要的利润来源，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出现了笔者所担心的新“四化”现象：资源垄断化、产业空心化、投资虚拟化和经济沙漠化，这四化可谓中国经济目前最真实的写照，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如果其财富的性质和源泉主要靠垄断、房地产和虚拟经济，这样的赚钱模式是没有任何根基的，最终会因为实业的萎缩而使得经济呈现“空心化”，整个经济体将演化成一个只追逐财富分配，而不创造财富的“传销化”体系。

比如，中国的企业家为什么对实业失去兴趣：首先，宏观环境和产业政策的恶化，使得民间资本无法进入一些产业领域。目前民间资本在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中只占13.6％，在金融业占只9.6％，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只占7.5％，在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只占6.6％，至于在石油、电信、铁路等领域，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一些地方政府以重组整合的名义将民间投资挤出煤矿等领域，大量的民间资本没有出路，只能游离在通过重组整合等手段，将民营资本逐出，即使一些竞争领域做得相当不错的实业家，如汇源果汁等，因为环境因素都急于退出实业，鲜有做百年老店的打算的；其次，中国楼市和股市的不理性使得中国到处蔓延着急功近利的歪风邪气，民间资本、国有资本和外资都争先恐后进入房地产业，在房价暴涨的情况下，进入房地产的一个月的收益都远高于辛辛苦苦做实业一年的收益，做实业成了最没出息的选择；其三，改革不彻底，政府权力过大导致层层寻租，审批程序繁多，中国企业做实业的制度环境已经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差的时候；其四，税负过于沉重，2011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大关，增速高达24%以上，宏观税负在35%左右，远远高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和美国的宏观税负已经不相上下，很多企业靠偷税漏税才能勉强生存。

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的推动资本回归实业，让企业安心的从事实业，靠实业来赚钱，恐怕要从制度层面做全方位的改进，如果没有一个“激励相容”的鼓励企业做实业的环境，回归实业就是一句空话。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回归实业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在于以下几点：

其一，必须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进一步取消国企的超国民待遇，塑造平等的市场经济的竞争主体，取消对民营企业投资方面的歧视性待遇，特别是，应该取消民间资本投资垄断领域的一切限制和准入门槛，民企和国企作为平等的竞争主体，不应该分三六九等；其次，必须进行全方位的税制改革。除了必须下决心减税，为企业减负之外，应该看到，中国目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是一个严重抑制投资实业的制度安排，流转税意味着做实业承担的税负远远高于投资虚拟经济，这种税收安排只会鼓励大家炒股票、炒房，而不会从事实业投资；其三，必须坚持房地产调控，房地产作为一个产业，其过高的利润和房价不正常的上涨，吸纳了过多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对于投资实业具有强大的“挤出效应”，房地产不能够回归常态，资源就会仍然源源不断进入房地产业，做实业就会成一句空话；其四，必须痛下决心开放金融，让民间金融尽早合法化，允许民间资本创办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提供解决通道；最后，必须将中小企业的发展放到重中之重。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经济的生态既要看大企业这些参天大树，更要看作为植被的大量的中小企业，没有中小企业，一个经济体最终只会沙漠化。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3月份CPI数据。在经历大葱的疯狂和成品油的大幅度提价之后，奶粉、食用油、快餐、洗发水等民生用品在最近相继调价再次引发了民众对中国通胀走势的关注，因此，3月份的数据非常引人注目。

在1月份的CPI摸高至4.5%之后，2月份的CPI迅速回落至3.2%，创下了20个月以来的新低。基于此，很多人认为，历经近3年的调控之后，物价正式进入了下降通道，恶性通胀已经渐行渐远。然而，3月底，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随着蔬菜价格的明显上涨，特别是成品油的大幅度调价，一些企业基于成本的压力开始上调价格，奶粉、食用油、洗发水等民用品首当其冲，成为今年率先调整价格的商品。其中，金龙鱼和福临门将调整菜油和花生油售价，平均涨幅约8%。而本月起，宝洁旗下的海飞丝、沙宣价格将上调了10%—20%。

对于最近以来民用品上调价格，切不可掉以轻心，必须给予高度的关注。事实上，今年前两个月由于“季节”的错位，同比的CPI的数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真。去年春节在2月份，而今年的春节在1月份，这导致每年因节日因素而涨跌的CPI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错位。今年2月份，春节刚结束，蔬菜、食品等价格自然回调，导致2月份的CPI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调，但这种因为特殊原因导致CPI创造的新低绝对不能成为判断未来中国物价走势的依据。尽管3月份的CPI尚未公布，但从目前物价走势看，3月份的 CPI肯定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而近期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引发的宏观政策的调整，更可能对未来物价走高产生很大的影响。

首先，从国际因素看，伊朗等地缘政治引发的国际原油价格的动荡使得今年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将在一定程度上处于高位徘徊，而从1季度看，欧美经济尚未摆脱低迷的表现，欧美短期内不仅不会对其宽松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反而随时有可能推出诸如QE3等进一步释放流动性的举措，这使得输入性通胀的压力将在今年贯穿始终；其次，从国内影响物价的短期因素看，尽管对于CPI有着重要影响的猪肉价格连续10周回调，但一方面，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且由于经济增速的放缓，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农业在实现“8连增”的壮举之后，在农业基础薄弱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的不稳定对物价本身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第三，从影响物价的体制性因素看，中国目前无论是人力成本，还是能源、物流服务等的价格，已经进入了一个上升的周期，这个周期在短期内不会改变，这意味着，在收入分配改革、能源价格改革等的推动下，中国经济本身基本属于“热性体质”，价格的上涨成为物价的主基调；第四，去年价格主管部门为了控制物价，对部分商品价格和服务的上调进行了控制，在今年物价形势稍为缓和的情况下，这些商品和服务补涨的可能很大。

在物价上涨的短期和长期因素都尚未消除的情况下，对于通胀切不可麻痹大意。我们注意到，最近成品油价格出人意料的大幅度上涨，更是被解读为管理层下调对物价警惕指数的风向标，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对于一个“热性体质”，同时流动性长期过剩的经济体而言，控制物价的任务是长期的，通胀其实并没有走远，随时还可能卷土重来。今年中央虽未象去年一样将“稳物价”作为头等大事，但“稳物价”仍然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于民生用品的一些涨价苗头，如果不能给予及时的重视，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一旦内外因素叠加，价格报复性反弹，不仅影响民生，也对整个经济形势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4月1日到3日，温家宝总理到广西、福建等地调研，在谈及企业融资问题时，他说：“我们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为什么呢？就是少数几大家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只能到它那儿贷款才贷得来，别的地方很困难。我们现在所以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根本来讲，还是要打破垄断。中央已经统一了这个思想。”他还表示，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就是要打破垄断，温州试点的有些成功经验要在全国推广。

这是最高层就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银行业的暴利和中国金融改革的最新表态。温总理讲话的内涵有三：一是中国银行业赚钱太容易；二是，赚钱太容易的根源在于银行业的垄断；三是中央对于打破银行业的垄断已经达成了共识。可以说，从不久前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获批，到今天温家宝总理表示打破大银行的垄断，在经历很长时间的停滞之后，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以引导民间资本打破银行业的垄断为主题再次。从中国金融业改革的迫切命题而言，毫不夸张地说，由于多年的推诿和停滞，中国金融改革可谓千头万绪，无论是民间金融的合法化，还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是放松资本管制等等，都是急需破解的重大命题，然而，就中国金融业改革的切入点和核心命题而言，则无疑是银行业的反垄断问题。

以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试点为例，尽管最后批准的《总体方案》对于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确立了十二项主要任务，但核心仍然是如何打破现有的主流银行体系的垄断，通过一定的路径，引导民间金融合法化，做大做强以民间资本为主的中小金融机构。比如，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正式将民间金融纳入主流的融资制度体系，提出要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并且对民间融资实行宽松的备案制而不是审批制；再比如，方案提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特别是，提出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更是为民间资本设立银行打开了制度之门。

因此，温总理这次借考察之际重提银行业的反垄断问题，一方面是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壮行，另一方面，将打破中国银行业的垄断提到了重中之重的战略高度。多年以来，中国银行业的垄断，事实上造成了中国银行业两大严重的恶果：其一，银行业的垄断造成了行业的巨额暴利。用温总理的话说，就是“银行赚钱太容易”。根据上个月出炉额上市银行的数据，2011年，工行、建行、中行、农行、交行五大银行的净利润总额达到6808.49亿元，日赚18.65亿元，五大行的利润增速基本都在20%以上，其利润总额占到了中国全部商业银行的65%以上，垄断地位一目了然。在实体经济萎靡的情况下，银行业的巨额利润实际上意味着企业要承担巨额的融资成本；其二，银行业的垄断造成了金融抑制和金融短缺的短板。银行业垄断造成的结果就是银行数量少，以中美两国金融的数据为例，目前，中国的GDP是美国的40%，而看看银行的数字，在美国，以银行命名的机构有8500多家，而我国称之为银行的机构只有300多家，美国是我们的30多倍。再看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则更是“奇缺”，中国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村镇银行到现在不到10余家，而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更是面临很多制度的障碍。也就是说，中国金融机构总体上并不能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在金融短缺的情况下，稀缺的金融资源只会选择大企业，大客户，而绝对不会流到中小企业的田里去。这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重要原因。

这样，一方面是大银行的垄断造成的行业暴利，另一方面是金融抑制和金融短缺。占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在无法获取主流银行机构的信贷资金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地下金融提供支持。正如温总理在去年考察温州时说的：“大门开得不大，旁门就要打开。”要真正改变中国银行业凭借垄断地位“赚钱容易”的不正常的状况，唯一的路径就是打破垄断，降低银行业进入的门槛，让民间资本可以合法进入银行业，同时，通过引导民间金融的合法化，改变中国银行业的垄断局面。中国一直在强调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是金融自身应该根据实体经济的结构形成一个既服务于大企业，又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合理的无缝隙的结构：大银行为大企业服务，小银行为小企业服务，而其他的金融机构提供别的金融服务。但事实上，由于大银行的垄断和金融抑制，中国的银行机构不仅数量少，而且进入门槛高，民间金融无法给广大的中小企业提供服务，造成了人为的短缺。中国金融业目前最主要的仍然供给不足的问题，唯有放开金融业的垄断，才能在抑制银行业暴利的同时，构建更合理的中小企业融资的途径。

目前中国银行业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大量的设立金融机构，降低金融业的门槛，鼓励民间资本设立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即使发生一些风险，按照中国金融业的现状，我们也有承担这种风险的能力。现在，中国的很多银行还可以靠政策扶持的存贷差吃饭，未来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动，银行的盈利空间肯定大大降低，到那个时候，大家日子难过的时候，再开放金融业，恐怕不是一个好的时机选择。

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批准实施《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式启动。

毫无疑问，金融改革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启动，是温州经济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众所周知，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点的加速启动源于去年震惊全国的温州企业家“跑路事件”，跑路事件一方面将温州中小企业的真实困境显露无遗，另一方面，也将长期以来，在主流金融体系之外野蛮生长的民间金融的真实生态和风险暴露在国人面前。温州一直希望通过设立“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使得温州成为中国民间金融率先试验的“金融特区”，为民间金融的合法化趟出一条康庄大道。

基于此，会议确定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12项主要任务，基本都是围绕两大主题来设计：一是引导民间金融合法化，规范化；二是探索中小企业融资的更多途径。比如，方案提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特别提出，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更是被看做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重大突破。

在此之前，众所周知，尽管2005年的“非公36条”和2010年的“民间投资36条”都鼓励民间投资进入银行等金融领域，但由于事实上的诸多障碍和过高的准入门槛，全国真正能够称得上非国有银行的机构只有民生银行一家。民间资本唯一可以进入的领域是小额贷款公司，但小额贷款公司本身并非银行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公众存款，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这使得小额贷款公司在制度设计上先天不足，既没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在行为能力上又被死死限制，根本无法承担起为中小企业融资的功能。笔者前几年曾经到江浙调研小额贷款公司的生存状况，很多小额贷款公司苦于没资金不足而无法给中小企业提供很好的资金支持。即使在村镇银行这些国有资本其实并不愿意染指的鸡肋领域，现有的制度依然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惟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这事实上意味着，民间资本要设立村镇银行，必须由作为最大股东的银行来牵头，否则根本无法成立，这成为民间投资进入银行业的最大的制度障碍。

尽管银监会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可以转为村镇银行，但对于小额贷款公司转为村镇银行的条件比直接成立村镇银行还苛刻，等于事实上依然关闭了民间资本进入银行进入领域的制度之门。这次温州金融改革方案提出，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转为村镇银行，尽管我们尚不清楚这样的“条件”是否苛刻，但既然要松绑，应该比现有的条件要宽松很多，而不是再人为设置障碍。如果小额贷款公司转为银行的通道被打开，则事实上意味着民间投资可以曲线成为银行的大股东，设立银行，这在制度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在去年温州跑路事件发生之后，温州地方提出的金融发展计划，也包括增加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加快实施小额贷款公司三年行动计划，到2012年，小额贷款公司达100家，公司资本净额总量达到800亿元。如果其中的一些小额贷款公司能够转为银行，无疑为温州民间金融的合法化找到了一条真正的可行之道。

尽管温州金融改革的总体方案依然留下了很多的缺憾和不足，但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正式启动，可谓正逢其时。从实业的层面而言，通过建立与温州中小企业发展匹配的金融机构，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从金融的层面而言，利用温州自身有强大的民间资本的优势，通过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构建与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金融体系，打开民间资本进入主流金融体系的大门，使得温州这个中国经济最为自由，民间资本最为活跃的地区，有可能创建发达而具有活力的真正的民间金融，为中国金融改革、为民间资本面临的各种困局找到一条出路。

北京市副市长吉林在3月28日在参加“2012年推进城南行动计划”工作部署会时透露，北京市今年计划投资741亿元，在城南地区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产业功能区开发和重大产业项目4类共121个重点项目，但是，由于土地市场变化带来建设资金紧张，城南发展要加强融资。吉林同时还透露，今年前两个月，北京市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到3月20号仍然是负增长0.9%。

从北京市最近发布的1-2月经济运行数据看，全市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650.2亿元，同比下降2.2%。从主要税种看，增值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分别下降2.1%、12.1%、3.1%。事实上，前两个月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的不仅仅是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城市财政收入都出现了令人吃惊的负增长。广州今年1月财政收入同比下降3.8%，也是为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与此同时，从全国前两个月的主要经济数据看，也出现了明显的减速现象：其一，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2月份实现利润6060亿元，同比下降5.2%，比去年12月下降近37%，这是自2009年11月以来，工业企业利润首次出现负增长，其中，国有企业利润同比下降19.7%；其二，1-2月份全国财政收入增长11%左右，比去年平均增速24%左右下降了一半；其三，根据公3月份汇丰PMI显示，初值回落到48.1，不仅低于50分水岭，更是创下数月新低。工业利润下滑，制造业低迷，发电量等指标不太乐观的表现其实都预示着，中国经济延续去年4季度的减速态势基本已成定局。而财政收入的下滑，不过是经济增速和物价同时进入下滑周期之后的表现之一而已。

但很显然，财政收入增速的下降，甚至负增长，对于经历三年之久的扩张周期之后的各地政府而言，无疑都面临着巨大的融资难题，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比如，对于目前北京财政收入负增长的状况，副市长吉林认为：“北京不是土地财政，不是靠土地吃饭，但是北京是靠土地搞建设。土地市场发生变化，建设资金就会遇到压力。”这种说法意味着，尽管土地出让金并未纳入各地的地方财政，但事实上，各地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却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仔细分析，今年全国及一些地方财政收入增速的大幅下滑，除了经济减速之外，和去年各地基数太高、春节假期影响，以及房地产业收入减少，个人所得税、营业税新政带来政策性减收等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在物价下滑的情况下，直接会导致流转税的减少。比如重庆，去年1月份的财政收入增长高达60%，这么高的基数再上一个台阶就很难了。当然，更主要的，仍然和经济本身处于减速的周期有很大的关系。

在财政收入增长下滑的情况下，很多地方依然将希望寄托在房地产和土地市场的回暖，这从前两个月，部分地方政府试探性地放松对房地产的限购政策就可以看出地方面临的财政的困局。然而，从长远来看，即使房地产政策再次宽松，各地依靠回暖的土地市场增加土地收入，然而，一旦房地产过热，自然会回调，这样的恶性循环工作，并不利于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下决心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财政缺钱，就讲希望寄托在卖地上，但依靠卖地发展很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今年中央将GDP增速目标下调至7.5%，良苦用心就在于给各地的结构调整和转型更加宽松的环境，通过增加对经济减速的容忍度，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和质量，可以说，财政收入增速的下滑，是各地必须痛苦迈过的第一道坎，地方恐怕要适应财政收入进入正常的个位数增长的事实。财政收入的负增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讳疾忌医，不能痛下决心，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重回过去不可持续发展的老路。

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批准实施《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式启动。

金融改革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启动，无疑是温州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众所周知，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点的加速启动源于去年震惊全国的温州企业家“跑路事件”，跑路事件一方面将温州中小企业的真实困境显露无遗，另一方面，也将长期以来，在主流金融体系之外野蛮生长的民间金融的真实生态和风险暴露在国人面前。对于温州的高利贷引发的资金断裂和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上至中央，下至温州地方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应对的措施。比如，当时除了加大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减轻中小企业的税负，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回归实业之外，在金融层面，温州也提出申报“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期获得国家战略层面的政策支持，使得温州成为中国民间金融率先试验的“金融特区”，以期在民间金融合法化，以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等方面，通过一整套的国家层面的特殊政策，趟出一条康庄大道。

从会议确定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主要任务看，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在政策和现实层面，至少有五个方面的重大突破：一是正式将民间金融纳入主流的融资制度体系，提出要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民间金融的阳光化之路正式启动；二是为民间投资设立金融机构松绑，提出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而提出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更是有重大的制度突破和创新；三是提出要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这在国内也属于首创，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藏汇于民”政策的实施和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四是在机构创设层面探索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路径，鼓励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设立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提出要创新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探索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发展小微企业债券融资等；五是在产权交易体系方面，提出要培育发展地方资本市场，此项政策有望在温州催生全国最大的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的场所。相信通过这十二项任务的细化和具体落实推动，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将为民间金融的合法化、民间投资设立中小金融机构，以及非上市公司交易市场等方面取得突破，为全国金融改革探路，提供宝贵的经验。

笔者认为，金融改革可以说是对温州民间金融多年发展最正面的回应。事实上，早在1987年，温州就被正式列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城市，2002年又成为全国惟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但这两大政策由于缺乏顶层和系统的设计，从现在来看，并没有引导温州民间金融的阳光化步伐，可谓乏善可陈。民间资本虽然充裕，但并没有产生令人称道的强大的金融。你很难想象，在温州这么一个中小企业非常发达的地方，居然没有产生一个全国性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的机构，这和长期以来，温州民间金融缺乏阳光化的政策和积极的引导有很大的关系，游击队从来没有嬗变成正规军。因为使得温州这样一个最适合民间金融发展的地方，一直却“瘸着”一条腿，只有中小企业的发展，而没有金融业的相应的成长。循此逻辑，今天温州面临的困局，表面上是高利率的乱象，事实上和温州实业的萎缩，以及长期以来金融业的规范化止步不前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正式启动，可谓正逢其时，从实业的层面而言，通过建立与温州中小企业发展匹配的金融机构，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另一个方面，利用温州自身有强大的民间资本的优势，通过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设，构建与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金融体系。一方面重视实业，另一方面改变金融短板，两条腿走路。这个举措，不仅有望解决温州民间资本乱流涌动的弊病，而且也为中国金融改革、为民间资本面临的各种困局找到一条出路。

但是，在看到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的进步的同时，应该说，这个《总体方案》本身和坊间对温州金融改革寄予的期待仍然有很大的具体。今日的中国金融改革，可谓百废待兴，打破金融垄断的问题，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以及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问题，都迫在眉睫，没有时间拖延。特别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遗憾的是，本次获批的方案出于“稳字当头”的考虑，对于中国金融改革最迫切的一些重大课题，没有给予正面回应，留下了很大的缺憾。从改革的时机而言，现在应该是中国金融推动重大改革最好的时间窗口，无论是民间金融的合法化，还是民间资本进入国有金融机构，以及利率市场化，都已经具备了启动的条件。很难想象，在准入门槛很高，利率人为管制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推动中国金融的市场化步伐，而金融改革的滞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短板。目前，中国的金融业状况不错，改革的风险和成本都可控，一旦错过这最佳的时间窗口，未来改革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尽管有种种的缺憾，但笔者仍然对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给予很高的期待和祝福，希望温州在具体实施方案的时候，能够发扬温州人敢创敢干的精神，在一些领域争取大胆创新和突破，使温州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最发达的地区。方案给予温州人的可能只是跳蚤，但温州人完全可以以自己的智慧收获西瓜，为中国民间金融，以及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真正杀出一条血路。

据媒体报道，中央有关部门已经准备在2012年启动全国地方税务系统个人信息联网工作，为“按家庭征收个人所得税”改革做好技术准备。按照专家的说法，目前个税改革最关键的是在技术层面，比如，在“人户分离”、“异地收入”情况下，如何将不同地区的家庭成员的收入信息完成加总一并计税，就成为了最关键的技术问题。

事实上，媒体所言“按家庭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个人所得税综合税制的一种通俗的说法。纵观目前全球的个人税制，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综合征收的制度，而我国目前的个税却依然实行分类征收制度。分类所得税制与综合税制相比，缺陷明显，对不同性质的所得分项计征，难以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从而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纳税甚至不纳税，所得来源少、收入低的人反而多纳税的不公平现象。正是因为分类所得税有以上弊端，从目前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的历史脉络看，现在很少有国家实行单纯的分类所得制，而是实行综合与个人分类所得结合的混合税制，除了对个人不同收入来源采取相应的分类外，还采用综合个人所得税制，将其全年的收入纳入计税范围，避免了收入项目多反而缴税少的制度悖论。而在税收抵扣项目的设计上，国外除了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了专门的税收抵免项目之外，还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家庭负担和赡养人口的实际情况，允许纳税人就其赡养人口的多少和实际负担扣除一定数额的生计费用，这些合理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均衡了税负，给个人所得税本身的制度结构嵌入了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内核。

就中国个税改革的重中之重而言，应该是尽可能快的创造条件，摒弃落后于国际个税税制的分类征收制度，实施合理的综合征收制度。然而，多年来，由于部门利益的阻挠，以及将主要精力放在个税起征点问题的讨论和热议上，而对于真正体现公平的综合税制，却讨论甚少。每年两会，谈及按照家庭征收个税的改革，有关部总是以条件不成熟来应对。事实上，在个税改革领域，所谓的条件不成熟大多是因为一些部门故意的不作为所致。比如，信息联网的问题其实谈了很多年，但至今迟迟没有进展。很显然，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更多的是一种对待改革的态度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搞个人纳税信息联网，在技术层面而言绝非难事。退一步，如果我们在个税改革的态度上面能够更加积极有为，完全可以通过试点的方式，对诸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个税信息比较健全的城市，可以率先试点。以北京为例，早在2004年、2005年的时候，北京个税信息已经覆盖了大多数的工薪阶层，已经具备了上述综合税制的实施，可是，由于对综合税制的心态上的抵制，到现在为止，综合税制不仅仅限于讨论，更遗憾的是，实现综合税制的一些必备的信息条件，如，个人收入、社保、教育、医疗等信息迄今都分割在各个部门，没有实现互联互通。

就此而言，个税改革绝非一个什么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如何打破部门利益的阻挠，为尽快实现综合征税创造条件。如果不积极作为，则10年之后，“实现综合税制的条件不具备”恐怕依然是阻挠改革的最好的借口。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关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被列为改革重点工作的第一位。对于国企如何改革，《意见》谈了三条：一是深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健全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优化国有资本战略布局；二是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是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用于社会公共支出的比重。这三条，分别涉及国有经济发挥控制力的领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国有企业的利润的分享问题，可谓抓住了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和突破点。

但是，笔者认为，在目前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认识混乱，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并不明确的情况下，更应该站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对国有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的作用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进行剖析，只有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才能设置具体的路径，否则的话，即使改革的路线图再明确，如果目标混乱，最终也会南辕北辙。在以前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慢，是在转型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社会的稳定，必须建立起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否则，大量的失业带来的社会的不安定将会导致人们不希望看到的商业环境的出现。由于转型前国有企业一直充当着社会福利提供者的角色。在改革初期必须保留一定比例的国有企业的结论源于政府无法找到另一种为失业人员提供社会保障的途径的现实。

事实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国有经济或者国有企业的定位上，历次党的文件对国有经济都有阶段性的定位和认识，从改革的基本方向看，都是在推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推动国有经济从一些无关紧要的竞争性领域退出。特别是以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里程碑，正式提出了“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大战略，明确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其他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此基础上，重新构筑国有资产管理的行政体制，建立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报告中，特别提到：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其他国有资产由地方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这事实上，就是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定位，代表中央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央企，定位就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以及基础设施和资源资源等领域，而不是在所有领域都涉足。

也就是说，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历次会议和精神看，大家对国有企业未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定位是很明确的。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本质，是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重新厘清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是让国有企业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避免国有企业因为其和政府天然的特殊关系而导致经济主体之间的不平等，避免平等的市场经济因为国有企业的“身份”而回到以前的等级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之所有保留国有企业，绝对不是为了在任何领域去和民营企业竞争，去逐利，而是弥补市场失灵，在一些公共领域发挥作用。然而，2004年开始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却颠覆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共识。随着强调国有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重要性的声调的提高，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步子开始放慢，注入到国有企业的经济资源则持续增加。目前，全国国有企业的总资产近40万亿，在能源、交通、电信等领域，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强大的垄断优势。国资委的资料显示，中央企业承担着几乎全部的石油、天然气的生产，提供了全部的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其中，发电量约占全国的55%，民航运输总周转量的82%，水运货物周转量占全国的89%，汽车产量占全国的48%，生产的高附加值钢材占全国的60%，生产的水电设备占全国的70%，火电设备占全国的75%。（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版）。国有企业依托在这些行业的垄断地位获得了巨额的利润，而这些利润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向国家这个大股东分红，因而无法被应用到急需加强的公共服务领域。这导致，一方面，国有企业依靠垄断地位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但这些利润和一般民众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政策资源等的获得方面，又比民营企业等具有他们无法比拟的优势，成为享有超国民待遇的特殊主体，平等竞争无从谈起。

对于国有企业在很多领域四处出击，和民营企业竞争的问题，保育钧先生可谓一语中的指出，进退问题的实质，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即是权力配置资源还是靠市场配置资源？他还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到底，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方式，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让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现在的国有企业不是凭借自己的竞争优势，而是靠权力配置资源的优势。国企近几年蓬勃发展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国企这几年之所以财务报表好看，绝非其在竞争性领域的低效率的国际定律被打破，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凭借其特殊的地位获得了别的企业无法企及的政治优势，权力优势和政策优势，公权力的支持是中国大多数国有企业赢利的主要因素。而这种依靠某种身份获得竞争优势，又恰恰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所绝对摒弃的。

就此而言，国企的定位问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竞争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改革大局的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是否健康的问题。以前国企不赚钱很可怕，现在国企利用垄断地位赚钱更可怕。国企的存在，是对市场经济平等主体的挑战，国企的存在，也模糊了政府和企业的边界，重回政企不分的历史老路，国企在竞争性领域的四处扩张，更是对民营企业生存的严重挤压。

中国搞国有企业多年的历史一再表明而且还在继续表明：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国企改革上才确立了“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大战略，确立了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回到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确立的国有企业的基本定位，回归国有企业的公共功能。立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我们必须搞清楚，在中国要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国有企业究竟应当在那些行业，那些领域具有控制力。依靠这个逻辑，笔者提出一个国企改革的“路线图”：首先，要严格约束国企的投资范围和领域，要坚持对国企进行战略性调整。国企发展的多年历史表明：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革的共识我们一定要坚持。除了必须要国家控股的个别领域之外，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应该选择从绝大多数竞争性领域退出；其次，国企必须告别“红顶商人”的特殊地位，取消任何企业的“行政级别”，企业套上行政级别，就是最大的反市场行为；第三，垄断性的行业，简单的靠加强管理是不可能改变现状的，必须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真正进入，给民间资本机会。“民间投资36条”能否真正落实，垄断企业就是一个试金石。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嬗变，事实上是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跃迁。国有企业本质上代表的是一种身份，一种特权，一种不平等，这和现代市场经济的逻辑是格格不入的。中国要真正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就必须重新让国有企业这样的特殊主体回归其本来的定位，必须严格限制国企的投资领域。因此，中国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并从一般竞争性领域彻底退出。用变现的钱来安置职工，补交社保欠账，让老百姓有一个踏实的未来。如果只是以是否赚钱来决定国企是否应该退出，则中国距离现代市场经济只会越来越远。

“两会”后的房地产市场，尽管有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房价远远还没有回到合理价位”的严厉表态，但从成交量上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却出现了强劲的反弹。3月前18天，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1.7万平方米，较2月同期回升165.6%。无论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市场，都才出现了购房者积极入市的迹象。从历史上看，每年的3月，都是房地产变局的敏感时间窗口，2009年3月的“小阳春”一举演化成近2年的暴涨的历史犹在眼前，令大多数购房者都新生“历史重演”的恐惧。

但是，很显然，政策的基本面和2009年3月冰火两重天。2009年3月的房地产市场之所以最终强劲启动，导致了中国房地产历史上最疯狂的两年的房价暴涨，关键是2008年10月开始的政策的刺激。09年整个房地产政策的基调就是“救市”，通过调低印花税、营业税和所得税等政策，刺激房地产消费；而很显然，今年房地产政策的总基调依然是严格调控，继续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在这样的政策基调下，要催生2009年3月那样启动的大泡沫的政策条件一点都不具备，然而，为什么很多的购房者依然担心房价再次疯涨而开始入市呢？

是房价已经降到合理价位了吗？很显然不是。从国家统计局3月18日发布的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统计数据看。2月份，70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45个，持平的城市有21个，环比价格上涨的4个城市涨幅均未超过0.1%；从同比情况看，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的城市有27个，比上月增加了12个；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的城市有32个，涨幅均未超过2.7%。其中，北京环比下降0.2%，同比下降0.5%；同时，二手住宅价格环比下降的城市有45个，持平的城市有14个，上涨的城市有11个；二手住宅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有44个，比上月增加了7个，同比涨幅比上月回落的城市有23个。其中，北京环比下降0.2%，同比下降3.7%。这些数字说明，房价依然处于下降通道，但总体的降幅并不明显。而且，尽管一些开发商开始通过垫付首付款、加大打折促销的力度等进行促销，但总体而言，房价依旧超越了居住需求者的购买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总理都判断房价“远远没有回归到合理价位”，购房者为什么急于出手？

仍然是基于对政策的担心。从去年年底至今，尽管管理层一再强调会坚持调控不动摇，但事实上，从去年底开始，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基调已经进行了微调，最显著的变化是开始强调增加普通商品房的供应，满足自主需求者的购房等需求。央行副行长刘士余更是要求商业银行“保证个人首套房贷款以及确保首套房贷实行差别化利率优惠”。在这个政策的基调下，房贷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多个地区的首套房贷利率都有所松动，北京多家银行在今年初就开始从前期普遍上浮的水平向基准利率回归。尽管房贷政策是满足自主需求者的购房需要，然而，中国房地产政策在执行力层面，往往会被中介机构、银行和开发商通过打擦边球，最终打开政策的缺口，最终使得定向优惠的政策演化成全面的救市政策。最典型的就是2008年10月的“救市”政策，名义上是促进居民住房消费，改善居住条件，但事实上，这样的政策通过房地产利益链条上所有人集体行动的逻辑，最终演化成了罕见的全民炒房的行动。以第二套房为例，08年10月的救市政策从未放松第二套房政策，但通过“改善性”政策，在房地产低迷的09年一季度，想买房者甚至可以通过零首付的方式买几十套甚至上百套房子。

基于对以前政策执行力的深刻认识，凡是房地产政策出现所谓的“定向优惠”的时候，如果没有严格的监管，一般都会演化成普惠政策，不仅基本居住需求者得到政策的优惠，在房地产信息尚未联网，房地产交易的监管捉襟见肘的情况下，那些炒房者也会通过各种途径得到政策的阳光普照。况且在今年一季度宏观经济比较困难，地方财政极度缺血的情况下。春节过后，包括上海在内的一些城市遮遮掩掩的松绑“限购”政策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地方政策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已经扛不住了，而这种扛不住传递给购房者的，就是房地产可能会大幅反弹的信号。一旦给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那怕一点点阳光，他们也会绽放耀眼的灿烂。而很显然，对自主需求者的购房优惠，给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一个最后的机会。

因此，在目前非常微妙的情况下，如果政策要鼓励自主需求，则一定需要明确指出，绝不会放松对投资投机的抑制。鼓励自主需求没有错，但在房价畸高、房地产调控处于关健的时刻，切不可轻易释放任何可能被外界解读为房地产调控要松动的信号。要确保政策不被曲解，不走样，笔者建议，对于地方上公然和中央房地产调控唱对头戏的行为，要给予坚决的制止，特别是对于在房地产限购等抑制投资投机政策上进行悄然松动或者变相放松的行为要进行调查和追究，该问责的问责，该曝光的曝光。房地产调控今年极为关键，如果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不明确表态，会给地方上曲解楼市政策莫大的鼓励，三年的房地产调控将功亏一篑，中国房价会重回疯狂，这无论对中国经济，还是中国社会，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基于此，我们强烈呼吁高层应该明确宣示，不鼓励投资、投机性购房是长期政策，至少应该执行20年，这是房地产调控的底线。切不可给开发商和地方政策给任何将鼓励自主需求的政策演化成全面救市政策的机会。一旦这次房地产在政策上得救，则中国经济就真的没救了。

近日，国务院下发通知，批准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实事求是而言，《意见》所涉及的内容，都是当下我国改革的关键领域时不我待的问题，比如，铁路体制的改革问题，民间投资进入金融、基础设施等垄断领域的问题，养老金的全国统筹问题，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方案问题等。《意见》强调的改革攻坚的一些原则，更是令人非常期待，比如，其中特别强调：“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再比如，强调要“处理好加强顶层设计与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抓住时机尽快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

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文件，坊间普遍反应非常平淡，鲜有媒体对此进行深度的关注和评论，这的确值得深思和关注。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其一，一些改革长期以来止步不前，年年列为重点，年年没有任何实质性突破，民众对改革出现期望上的厌倦、失望和疲劳症。比如，对于民间投资进入垄断领域的问题，每年的口号不外乎“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但具体如何进入，何时进入，却一直没有任何切实有效的办法；其二，一些举措，依然没有脱离让民众支付成本的改革思维，改革不仅没有给民众带来利益，却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让其受损。比如，资源价格改革，以及房产税等税收方面的改革举措，名为“结构性减法”，但事实上，税收却年年暴增；其三，一些改革，既没有量化指标，也没有时间表，民众年复一年看到的，只是“继续深化”，“继续完善”，“进一步理顺”，“稳步推进”，“健全”等一些操作性不强的东西。比如，收入分配改革，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到今年要出总体方案，可是到了《意见》中，却软化为“抓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今年能否出台，又有了悬念；其四，一些领域的改革，与真正的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比如，金融改革，应该以开放的思路，而不是依然秉承由政府加强管理的思路，建立什么的金融国资委绝对是金融改革的重大倒退；其五，一些改革，缺乏民众参与和表达意见的渠道，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关起门来少数人搞，民众缺乏对抗利益集团的途径，改革要么成了作秀，要么成了既得利益者之间划分利益的游戏，挫伤了民众对改革的热忱和积极性，比如成品油的价格改革问题，越改越保护石油企业的利益；其六、一些改革的方案，却由被改革者负责制定，比如，铁路体制改革方案，由铁道部负责，邮政体制改革，由工信部负责。而很显然，用刀子割自己的肉，难度是很大的。

的确，改革进入了深水区，难度越来越大，每走一步都很难，民众对改革的期望值和改革本身的进展有较大的落差。总之一句话，每年都听到要改革，要改革，然而，每年都停留在“深化”，“加快”，“研究”，“促进”，“完善”，“强化”，“抓紧”等没有任何硬约束的字眼上，这几年的改革，总体给我的感觉是：一直在做前戏，而且前戏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正式进入下一步，特别是近几年，连做前戏都开始敷衍塞责，开始不敬业了，这是极为可怕的。改革的民意基础越来越薄弱，改革的共识已经在逐渐的破裂，这无疑是30多年来改革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尽管今年2月份民间自发纪念“小平南巡”二十周年之，官方喉舌人民日报也罕见发出了“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呼吁，用异乎寻常的语调警告：“纵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但是，如何“改革”二字只停留在表面，只停留在“前戏”阶段，不动真格，“改革”事实上就已经不复存在。

笔者承认，今天的改革已不同于30多年前，无论是改革的共识和路径，以及改革的难度都超乎想象。比如，就改革的共识而言，30年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人心思变，人心思改，改革对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个阶层而言，都是“帕累托改进”，但在今天，渐进式改革本身的天然弊端导致利益群体的分化，经济领域的深层改革更多指向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在缺乏一个整体的制度安排和利益协调及谈判机制的情况下，既得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阻力，而真正希望改革者却鲜有任何参与改革的机会，缺乏改革的话语权和参与权。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承认改革的难度在增加，然而，如果藉此借口就不推动，就在改革上无所事事，则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会断送了改革。

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而言，如何改，怎么改，其实是第二位的问题，关键是有没有责任和魄力，以开放的理念和姿态，打破目前改革的僵局，重新凝聚改革的共识，形成二次改革的基本理念，这才是最重要的。笔者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改革开放才是其真正的核心利益，作为中国的执政党，打破重重阻碍，推动改革进程，带领中华民族走向文明和民主，与国际社会高度认同的普世原则接轨是其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真正的改革其实并不需要重新设置什么“体改办”之类的机构，更不是什么“顶层设计”能够解决的。改革的关键是要有魄力去真正推动，去动真格，如果改革只限于“前戏”，任何机构，任何顶层设计都毫无意义。

近日，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令人关注的新动态：继年初广东中山市提高商品房限价后，2月9日，安徽省芜湖市出台了被业内称为地方政府“龙年救市第一枪”的房地产新政。芜湖新政的主要内容是100%返还契税，同时对买房行为给予补贴。尽管芜湖方面一再辩称此举并非救市，而是鼓励和支持“自主需求”，但“芜湖新政”在2月12日就被紧急叫停，住建部也派调查组对此进行调查。

如果说佛山、中山以及芜湖等地方的试探对全国房地产调控尚不具有冲击，房地产调控在这些三四线城市的试探下并没出现明显松动的话，最近，上海对其实施一年多的限购政策给予的所谓的新的解释，给房地产市场打了一剂极大的兴奋药。按照上海的新的政策，外地户籍居民持长期居住证满三年，可以享受本地户籍居民同等购房资质，即可以购买第二套房，在这个政策的刺激下，上海本地的房地产股应声涨停。

对于外界认为上海悄然放松限购政策的质疑，上海方面的解释是，从来没有放松，持居住证3年可以买两套房是以前就有的政策。但笔者认真研究了上海以前的政策，只是规定，非户籍人口提供在购房前两年累计缴纳1年以上个人所得税或城镇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限购一套房。文件中并没有明确，持长期居住证三年的外地户籍人口享有本地户籍待遇。考虑到上海作为一线城市在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分量，以及其政策的变化的风向标作用，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更是被视为公然和中央一再强调的坚持调控不动摇的方向在唱对台戏。与此同时，包括浙江象山在内的全国10多个城市开始半遮半掩的对房地产调控进行微调，有的在限购的松动上做文章，有的开始打着自主的旗号，在契税和购房补贴等方面做文章，开始了实质性的救市的历程。

很显然，地方上的这种“自救”的举动和中央层面对房地产调控的表态并不一致。以最近的为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副总理李克强仍然强调要坚持调控不动摇。1月31日，国务院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要巩固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成果。继续严格执行并逐步完善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的政策措施，促进房价合理回归”；2月6日，在与部分专家学者座谈时，再次强调“促使房价合理回归不动摇”。很显然，这和地方上“救市”的暗流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和以往表述有所不同的是，高层一方面在强调调控的决心，另一方面，政策层面开始强调满足自住需求，加大普通商品房的供应，以及房地产市场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问题。比如，温总理最近指出：“作为１３亿人口的大国，又处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房地产的需求从长期讲是刚性的。”，并且说，“保障性住房和商品房建设两者不可偏废”。在银监会强调要满足自住需求购房者的贷款需求滞后，四大国有银行已经将去年上调的首套房贷回归至基准利率。

这种政策层面的微调，给了开发商、地方政策以及购房者很多的想象空间，这究竟意味着房地产调控的全面松动，还是在坚持调控不动摇的前提下，对自主需求的“定向宽松”，恐怕需要政策层面的引导和明确的解读。在地方政府一再试探政策的底线，在外界一再担心房地产调控不可持续，在开发商一再发出停工的威胁的情况下，房地产政策的任何变化，如果不能及时释放政策的明确意图和信号，极有可能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利用，被一边倒的解读为本轮房地产调控渐近尾声的信号。

尽管我们看到，上海、芜湖、象山、佛山等地的政策，要么当地自己否认，要么被紧急叫停，但这些城市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房地产调控方面放出试探的气球，更让我们看到了与房地产有关的利益群体对未来房地产市场巨大的期待。他们希望，房地产市场依旧回到前两年的疯狂，全民炒房时代回归，房价依旧处于快速上涨的通道。基于我们长期以来对于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预期的分析，一旦地方政府救市的试探性动作没有中央的干预，各地就会纷纷效仿，最终导致房地产政策的全面崩盘，来之不易的调控成果会毁于一旦，这无论对于中国经济，还是对于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而言，都是一个最坏，也是最可怕的选择。特别是，在中国城市化没有完成，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情况下，中国住房绝对短缺的历史并没有在2011年结束。人多地少的事实，以及中国建设用地绝对短缺的事实不会在10年内有彻底的改变。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如果没有一个长期的抑制投资投机的政策预期，中国的房价随时都有反弹的可能，房价的“橡皮筋”效应不会失灵。如果没有一个制度设计和长期的政策预期，开发商、地方政府和炒房者就会利用住房绝对短缺的事实哄抬房价，房价的暴涨也就会成为必然。

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仅仅强调“坚持调控不动摇”还远远不够，中央在房地产政策上的任何微调，都应该释放明确的政策意图，以避免对曲解和误读，引发对调控政策的各种狐疑。在目前非常微妙的情况下，如果政策要鼓励自主需求，则一定需要明确指出，绝不会放松对投资投机的抑制。鼓励自主需求没有错，但在房价畸高、房地产调控处于关健的时刻，切不可轻易释放任何可能被外界解读为房地产调控要松动的信号。

因此，笔者建议，对于地方上公然和中央房地产调控唱对头戏的行为，要给予坚决的制止，特别是对于在房地产限购等抑制投资投机政策上进行悄然松动或者变相放松的行为要进行调查和追究，该问责的问责，该曝光的曝光。房地产调控目前可谓处于最关键，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中央在这个问题上不明确表态，而是静观其变，会给地方上的这些救市举动莫大的鼓励，三年的房地产调控将功亏一篑，中国房价会重回疯狂，这无论对中国经济，还是中国社会，都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灾难。基于此，我们强烈呼吁高层应该明确宣示，不鼓励投资、投机性购房是长期政策，至少应该执行20年。要鼓励自主需求，则一定要强化政策的执行力，避免鼓励自主需求的政策“惠及”炒房者。在城市规划严重失衡、资源集中的城市，限购政策至少应该坚持10年。

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在2011年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上关于国有企业分类的一番讲话引起了外界的争议。邵宁认为，国有企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益性”的国有企业，比如中石油、中国移动、电信、电力等垄断企业，另一类是“竞争性”国有企业，如中粮等不具有垄断性的国有企业.

从汉语的基本逻辑而论，将国有企业分为“公益性”和“竞争性”起码在逻辑上讲不通。顾名思义，“公益”对应的是“私益”，而“竞争”对应的是“垄断”。在我国，“公益”类的单位专指红十字、宋庆龄基金会等专门为慈善等“公益事业”而成立的机构，这些机构，不能以盈利为目的，而包括石油、石化、电网、通信等领域的企业不仅要赚钱，而且依靠垄断地位还能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中石油已经数次蝉联亚洲最赚钱的企业就是一个证明。事实上，邵宁所言的“公益性”的国有企业，也就说大家常说的在公用事业领域的垄断企业，这些企业，在水、煤、油、气、电等领域享有法定的专营权，这些企业提供的产品既不是免费得，也不是为了慈善等公益事业，这类企业，尽管时常抱怨面临“政策性亏损”，但享受的国家补贴也是纳税人的钱支付的，所以，将公用事业领域的垄断企业冠之以“公益性”企业的名头不仅会引发分类的混乱，更会闹逻辑学上的笑话。

但是，笔者注意到，尽管邵宁的全篇讲话，丝毫看不到在未来如何打破垄断的问题，但其轻描淡写的说国企改革未来的方向是市场化改革，这话倒真的没有讲错，关键是我们如何来理解真正的市场化改革。从古典经济学意义而言，笔者认为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要符合标准，起码应该有两个铁定的指标：一是平等原则，所有的主体遵从“契约”，而不是以享有某种特权的“身份”获得竞争力，即梅因所言的“从身份到契约”的基本原则；二是充分竞争原则，充分竞争不等于反对市场集中，而是反对利用市场地位妨碍竞争。不管你搞什么特色的市场经济，如果这两点都给你“特色”没了，那很显然就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反市场经济”。

依据这两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国有企业，无论是对垄断性国有企业，还是竞争性的国有企业，恐怕都很难称得上真正的市场主体。真正的市场主体，应该是依靠平等而自由的竞争取得市场份额，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并且依靠优胜劣汰法则生存的主体。现有的包括中央企业在内的国有企业，究竟有多少是依靠市场来生存，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拿垄断性的企业而言，尽管在公用事业领域，一些企业的确具有“自然垄断”的属性，但通过多元的投资主体和反垄断法，使得这些“自然垄断”的企业无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损害公众利益。但在我国，这些公用企业一方面被定位为“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必须由国家绝对控股，另一方面，由于同样的原因，反垄断法对这些企业给予了“垄断豁免”，不仅导致民间资本进入困难重重，更重要的是，没有反垄断法制约的垄断企业失去了法律制约，不仅提高价高质次的服务，一旦对价格部门的定价不满，还经常“斗斗气”，搞点“油荒”等动静出来。而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也并非真正的市场主体。由于和政府千丝万缕的关系，加上这些国有企业还拥有某种象征身份和地位的“行政级别”，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并非基于市场的竞争实力，而主要依靠政策优势获得项目和资源。和这些国有企业竞争项目，民企怎么可能竞争得过？

事实上，自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国企改革的路径和方向都是市场化，国有企业通过战略性调整，通过“有进有退”，最终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了，这是30多年改革的一大共识，不容颠覆。但遗憾的是，自2005年“郎顾之争”以来，国企改革的路径被彻底逆转，国企改革的路径开始模糊，国有企业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国有企业的定位是什么，都回到了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令人痛心。不仅垄断企业获得了“国家必须控股”的尚方宝剑的保护，民企根本没有机会染指，在竞争性领域，一些国企顶着“行政级别”，迷醉于“红顶商人”的特权忘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国有企业搞什么董事会建设、搞什么高管招聘，都无法改变国有企业是“特殊主体”的身份。

因此，在笔者看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要进行“二次革命”，国企下一步改革的核心绝非邵宁提出的那些隔靴搔痒的东西，而是要真正将国有企业塑造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靠市场来吃饭，而不是靠市长赏一碗饭。依靠这个逻辑，笔者提出一个国企真正市场化的“路线图”：首先，要严格约束国企的投资范围和领域，要坚持对国企进行战略性调整。国企发展的多年历史表明：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个改革的共识我们一定要坚持。除了必须要国家控股的个别领域之外，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应该选择从绝大多数竞争性领域退出；其次，国企必须告别“红顶商人”的特殊地位，取消任何企业的“行政级别”，企业套上行政级别，就是最大的反市场行为；第三，垄断性的行业，简单的靠加强管理是不可能改变现状的，必须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真正进入，给民间资本机会。“民间投资36条”能否真正落实，垄断企业就是一个试金石。

细心的人应该注意到，在12月11日中国入世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特别强调中国要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且呼吁其他国家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起码国企改革应该真的加快，不要拖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后腿。

12月7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连续第六个交易日触及“跌停”，这是人民币对美元进入升值通道以来，近三年来所罕见，也引发了市场的恐慌和各种猜测。其中资本外逃和看空中国经济成为对人民币“六连跌”最流行的解释。

考虑到当年东南亚以及巴西等国资本外逃对当地经济的重大影响，如果国际社会真的看空中国经济，出现所谓的外资出逃，中国当然应该警惕并及时应对。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逆转，中国外贸的状况也没有逆转，即使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引发短期的规模性的恐慌。因此，将近期人民币连续“跌停”上升至中国经济基本面的逆转完全是大惊小怪，无稽之谈。

从实际的情况看，近期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出现的“贬值”，基本可以视之为短期行为。从外部因素看，由于欧债危机的继续恶化，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的长期衰退的共识已经没有太大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一些金融机构的资金出现短缺，资金从中国回撤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同时，美元资产依然成为最好的避险工具。这和08年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时的情况极为相似，在08年第四季度，由于国际社会对美元的需求强劲，人民币对美元也一度出现连续跌停的现象。另外，由于境内外美元汇率的差异，一部分投资者通过在境内买美元，而在香港市场卖美元进行投机套利。以5日的牌价为例，套利者以境内跌停价抛出人民币购入美元，再到境外市场抛出美元套利，就能够坐收200个基点的差价。而从国内因素看，贸易顺差的收窄也是引发人民币下跌的主要原因。走势。10月份的数据显示，我国贸易顺差同比收窄36%，而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与GDP占比已在明显下降。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我国外汇占款出现了四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国内的热钱在人民币升值趋缓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流，导致人民币在短期进一步走软。

但是，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兑美元已经进入了贬值的通道，并要对此进行所谓的特别干预。首先，尽管短期人民币兑美元走低，但并未形成人民币的贬值预期，从长期来看，在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依然强劲，出口型驱动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情况下，人民币本身并不存在贬值的压力，特别是在很难说未来人民币有贬值压力，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的基本面不存在大幅度恶化的可能，这决定了人民币不会成为国际社会抛售的对象；其次，中国3万亿以上的外外汇储备决定了中国在汇率上强大的干预实力，而近期在人民币连续“跌停”的情况下，央行连续发布较高甚至上涨的中间价，其实是在暗示市场，中国不会听任人民币贬值，没有任何一种对冲基金或者热钱敢于和拥有全球第一外汇储备的中国对赌人民币的贬值问题。

就此而言，这次人民币的短期贬值只是一个短期内的特别现象而言，和所谓的“看空中国”根本不沾边，中国的汇率政策大可不必在一些夸大其词的鼓噪中过度反应。长期而言，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并没有逆转。如果对此反应过度，解读过度，并进行不适当的干预，不仅不利于人民币汇率改革和国际化的进程，反而给中国“操纵汇率”以口实。同时，也容易给人一种中国面对一点点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的感觉，有失大国风范。

在笔者看来，对于拥有3万亿美元以上外汇储备的国家而言，一个月外汇占款减少不到400亿美金根本不值得在政策上进行所谓的应对。而且，热钱的退潮反而有利于减轻国际热钱流入的压力，减少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量，对于中国进一步治理通胀和房地产价格泡沫不无好处，有什么好可怕的？同时，人民币连续走跌给中国进一步增加汇率弹性和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供了契机，可以乘此适当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进一步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在房地产调控的严冬下，今年以来，已经有包括宏达股份、恒顺醋业、金发科技、西部矿业、水井坊等16家主业非地产的“涉房”上市公司开始撤离楼市。截至日前，京津沪渝四大产权交易所正在挂牌的房地产类产权交易项目有100宗，达到历史最高值。其中挂牌价格超过5000万元的项目共有40个，12个项目超过1亿元，总共转让金额超过100亿元。<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这和前两年房地产疯狂的时候，“人人都爱房地产”形成了冰火两重天的鲜明对照。试举两例可管窥前两年房地产的疯狂：一是09年的时候，房地产市场屡屡出现“地王”，而地王的制造者绝大部分是财大气粗的中央企业，助推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疯狂。据统计，除了16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中央企业外，还有78户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也进入了房地产行业，从事房地产的央企比例高达73%；二是央视《新闻1+1》在2010年探讨了很多中国家电行业巨头涉足房地产的现象。海尔、格力、康佳，这些中国家电行业的领军企业，也禁不住房地产的诱惑，开始大举涉足房地产。在当年的一个房展会上，海信和海尔都一口气推出了遍布全国的10多个楼盘，而格力进军地产业不足一年，就实现在房地产的营业收入就超过5亿元，比上年增长913.5%。“人人都爱房地产”，成了当时最强劲的企业主旋律。

经过两年多的调控，特别是今年以“限购”为主的调控措施的严格实施，房地产暴涨的势头基本被遏制。根据1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数字，全国70个城市的房价环比首次下跌了0.14个百分点，与9月相比，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的城市有34个，持平的城市有20个，高达77%的城市的一手房的房价停止上涨，其中温州以4.6%的降幅连续第二次居全国降幅之首。而银监会日前发布的三季度《中国银行业运行报告》也指出，三季度房地产业新增贷款环比首次出现负增长。也就是说，就环比的趋势而论，在历经几近两年的调控之后，中国房价的下降趋势基本已经确立，房地产真的已经进入了冬天。北京的房地产交易量创下了多年来的新低。

在销量雪崩，价格下降通道已经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很多从事房地产的企业由于“存货”的增加，不仅挤占了相当大的资金，支付巨额的资金成本，在房地产投资融资受到限制的情况下，未来的房地产开发能力也被大大抑制。很多上市公司的房地产项目不仅无法为企业创造利润，反而成了报表不佳的主要因素。以恒顺醋业为例，这个顾名思义为生产醋为主业的公司，2010年50%的营业收入来自调味品，32%来自房地产业务。但由于房地产拖了后腿，今年第三季度，尽管恒顺醋业实现营业收入约2.7亿元，同比增长41.96%，但净利润却是-1188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公司计划从2010年起用3年左右的时间开发完现有的土地，随后全面退出房地产业务。从另外15家宣布退出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的情况看，尽管退出房地产市场的说辞不一，但很显然，真正的原因无疑是房地产的利润空间大大收窄，而巨大的资金压力很有可能把整个公司都被房地产拖垮。

房地产开始不好赚钱了，这可以说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化以来，第一次面临的情况。万科的总裁郁亮是今年第一个提出房地产将告别暴利行业的业内人士。在他看来，房地产将进入“下半场”，“房地产市场下半场完全不同，要和发展势头过快、有暴利可图的时代告别。我们要向制造业学习，要有正常的行业利润水平，要通过品牌、性价比等赢得市场机会。”房地产进入下半场，这是一个新颖的提法，而这个提法最核心就是房地产不再是暴利行业。这种提法最大的理性之处就是认为，房地产如果一直暴利，这个行业迟早要出事，并不利于房地产的发展。笔者看到有开发商故意夸大夸大其词，说房地产调控是要打倒房地产业等等。事实上不过是一种只看到近期暴利的短视。房地产调控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房地产回归常态，告别疯狂，走向健康和成熟。

如果本次房地产调控真正能够走向理性发展的“下半场”，这不仅是中国房地产的福音，而且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契机。中国经济这么多年转型缓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资金、人力等资源过度集中于房地产行业，这意味着关系国计民生的实体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资源将逐步萎缩，最终使得经济呈现“空心化”，整个经济体将演化成一个只追逐财富分配，而不创造财富的“传销化”体系，只追逐短期利润，只热衷炒作，最终的结果就是竞争力的丧失和经济的最终崩塌。房地产告别暴利，资源将向制造业和高科技分散，中国经济集聚的大量的地产泡沫可实现真正的软着陆。如此，在房价的暴涨结束之后，不仅中国经济会回归实业，而且，高速的城镇化也将确保未来的房地产仍然保持最少20年的黄金发展期。

《红楼梦》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说的是，贾瑞得了老虎伍兹一样的“淫病”，吃了很多药都不见效。忽然有一天有个跛足道人来化斋,口称专治冤业之症。贾瑞听见了,直着声叫喊说:“快请进那位菩萨来救我!”那道士对贾瑞说:“你这病非药可医.我有个宝贝与你,你天天看时,此命可保矣。”然后，把一个錾着“风月宝鉴”四字的镜子给了贾瑞，并且嘱咐他：“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三日后吾来收取,管叫你好了。”

贾瑞拿了“风月宝鉴”后，向反面一照,只见一个骷髅立在里面,唬得贾瑞连忙掩了,骂：“道士混帐,如何吓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么。”想着,又将正面一照,只见凤姐站在里面招手叫他。贾瑞心中一喜,荡悠悠的觉得进了镜子,与凤姐云雨一番。一睁眼,镜子从手里掉过来,仍是反面立着一个骷髅。“贾瑞自觉汗津津的,底下已遗了一滩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过正面来,只见凤姐还招手叫他,他又进去。”如此多次，最后，刚要出镜子来,只见两个人走来,拿铁锁把他套住,拉了就走，一命呜呼。

贾瑞得了“淫病”，本来看不得“风月宝鉴”里的凤姐，可是没有抵制住诱惑而频频看镜子的正面，最终丢了卿卿性命。放开贾瑞不提，看看中国经济和近年来中国宏观政策的应对，和贾瑞照“风月宝鉴”是如何的相似乃尔。中国经济从“镜子”的一面看，是天使，全球第二经济大国，金融危机中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第二财政大国，外汇储备全球第一，全球第一出口大国，第二进口大国，很多产业的产值全球第一。但从“镜子”的另一面看，中国经济又是魔鬼，货币滥发导致的通胀和房地产泡沫随时都可能引爆，垄断横行，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成为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环境污染严重，产业链在全球处于低端，土地财政导致整个经济成了“房地产经济”，如此等等的病症，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权力腐败，寻租现象极为严重，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依靠政府而不是市场。如此等等的病症，不一而足。

就拿房地产泡沫而言，在政策的坚持下，明明房价刚刚出现了回调，但一些专家却说什么“如果房价在北京、上海、广州出现10%下降的话，一定会带来比房价上涨30%还大的社会问题，刚买房的年轻人一定会抱怨。”还有房地产界的人比如杨红旭发文危言耸听的认为，目前的房地产调控就是为了把房地产“打倒”。这些人和贾瑞一样，只看到了房地产对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却从来都回避看镜子的反面，即房地产泡沫对中国宏观经济健康发展造成的极大的威胁，以及房价不合理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杀伤力。房地产调控绝对陷入贾瑞式的困局：一调控，就成了“风月宝鉴”的反面，什么经济增速下滑，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然后就hold不住；一放松调控，就成了“风月宝鉴”的正面，房地产繁荣，拉动了很多产业的兴盛，土地市场繁荣，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暴增。如此反复了13年了，眼看着那两个人马上就来将“贾瑞”锁走了，我们却哄然不觉。

再说说货币政策，明明是在前两年货币的疯狂发行之后，M2至今依然高达80多万亿，但今年货币的收紧，让房地产很不爽，房地产的资金链眼看断裂在即。于是就有很多人纷纷出来要求放松货币，打的旗号是救中小企业。于是，“风月宝鉴”再现，镜子的反面是货币滥发导致的通胀和房价泡沫，货币的正面又是房地产带来的歌舞升平。“贾瑞”拿着镜子，旁边很多人喊着：“照正面，照正面”。但是，在增长无忧，通胀和房价泡沫的阴影挥之不去的情况下，以回归实业和扶持中小企业的旗号，对货币政策进行微调，不管这样的政策初衷如何，则很有可能使通胀和房价反弹，这几乎是个大概率事件；另一方面，一旦房地产再次报复性反弹，则放出来的货币极有可能再次流入房地产，所谓救助中小企业和回归实业就是无稽之谈。在CPI仍然在6%以上的高位，房价依旧牢不可破的情况下，放松货币，岂不是放虎归山，前功尽弃，一旦通胀失控，房价报复反弹，谁来负这个责任？

面对中国经济的“天使”和“魔鬼”，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我们的“贾瑞们”是希望看到美貌如花的凤姐，最终送了卿卿性命呢，还是希望看到魔鬼，而下决心彻底治疗中国经济的各种魔障呢？我们不敢猜测，我们只能用自己羸弱的声音喊：少照正面！

央行11月30日晚7点宣布，从2011年12月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下调后，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将为21%，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7.5%。<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这次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速度之快，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前，即使对政策未来的松动抱有乐观期待者也预计最快会在12月份宣布下调，在11月份的最后一天下调，蹊跷而迅猛。对于这次下调存款准备金，各界的解释不一，有说和西方各大央行协调一致救市的，有说外汇占款下滑被动释放流动性的。当然，最主流的说法是，因为通胀下行的趋势明显，为避免经济增速减缓、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以及确保重点建设项目的资金需要而主动下调。

当然，如果货币政策的关爱真的是洒向中小企业，洒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本无可厚非。不能为了治病而药死了孩子，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可是，令人担心的是，多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中国货币政策的“跑冒滴漏”之严重，一直都是令人叹为观止。前两年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名为适度宽松”，实为“极度宽松”，名为民生工程和中小企业，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流向了房地产，占全国企业总数99%以上的中小企业最后获得的资金不到信贷总量的10%。因此，货币政策的这种“跑冒滴漏”，挂羊头，卖狗肉的做法着实令人对本次下调存款准备金担心。尽管高层的定调是微调，但我们非常担心一不小心变成了“彻底变向”，尽管明确是“定向放松”，但我们还是担心最终流向了房地产，在房价刚刚出现下降苗头的时候，使得开发商获得了宝贵的弹药而信心倍增，房价再次反弹。货币政策很有可能再次出现“打右灯，向左转”的失控局面。

特别是，事实上，中国的货币总供应量不仅不缺，而且总量依然宽松。目前，尽管中小企业困难，民间借贷的利率很高，资金的需求旺盛，但就货币存量而论，池子里的水仍然很多。广义货币M2余额达81万多亿，M2和GDP的比例仍然保持在2左右。池子里的水总体还是多的。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是流动性过剩，引发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另一方面，继续资金的重点建设项目和中小企业却守着大江没水喝。而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扭曲现实，是由我们扭曲的金融体制决定的。靠放松货币，靠下调存款准备金根本解决不了。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途径并不是正规的金融机构。即使在过于宽松的前两年，流向中小企业的信贷占全部信贷总量的比例也不到10%。也就说，即使放松货币，钱也不会流到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那里去。现有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制，根本难以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在“货币失控”的严酷现实面前，我们非常担心，本次存款准备金的下调，房地产又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前两年的宽松货币政策，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倒没有大的改观，但房地产却因此而暴涨。如果现在放松货币，将使得资金链处于崩溃边缘的开发商获得喘息之际，并会给市场传递房价将再次反弹的恐怖信号，促使民众再次因恐惧而抢购房产，这确定无疑是个大概率事件；一旦房地产再次报复性反弹，则会使得放出来的货币加速流入房地产，房地产调控将再次宣告失败，而这是无法向任何人交代的。

因此，这次为什么突然下调存款准备金，下调后的资金能否定向流向重点建设项目和中小企业；再比如，为什么在负利率的情况下，只是动存款准备金，而不加息，这也是正常的货币政策难以理解的。既然资金需求旺盛，则应该在下调存款准备金，增加货币供应的同时，提高货币的“价格”，并改变负利率的状况。这些都需要官方权威的说明，而不能听任市场随意解读。君不见，一些开发商和国外的机构已经明白无误的预测，这是房地产的最大利好，如果真如此，那真的是中国经济莫大的灾难。而且，目前整个通胀的势头只是初步被遏制，CPI本身依然在5%以上的高位运行，货币政策放松，随时都有可能导致通胀反弹。如果管理层保持无谓的神秘，不对市场的各种解读正本清源，则本次货币政策的放松，真的可能让本来已经看见曙光的房地产调控提前终止，释放出来的货币，又心照不宣的源源不断流入了房市和股市，这真的不是中国经济的福音。

1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数字显示，全国70个城市的房价环比首次下跌了0.14个百分点，与9月相比，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的城市有34个，持平的城市有20个。这几乎意味着，在历经几近两年的调控之后，中国房价的下降趋势基本已经确立，房地产真正进入了价格调整的冬季。<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面对房地产市场刚刚开始的价格调整，包括万科在内的开发商启动“冬天模式”，放弃与政策的非理性博弈和对抗，纷纷选择降价促销，回笼资金过冬。万科前董事长王石在美国参加一论坛时就表示，双手赞成政府对房地产行业实施宏观调控，调控政策目的都是让房地产从最高位逐渐回归到理性价位。他指出，目前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效初现，此局面若能连续控制三年，中国房地产将实现软着陆。这说明，房地产界的有识之士对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对经济和产业造成的损害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然而尽管调整的趋势比较明显，但就价格而言，除了前期炒作比较严重的鄂尔多斯、北京通州等个别城市，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同比而言，下降并不明显。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也表明，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仅仅只有2个，目前只能说房价初步进入了下降的周期，但并没用全面的下降，更没用出现所谓的大跌。

但是，即便如此，在房价刚刚真正调整，房地产调控初见成效的关键时刻，各种各样关于房价下降危险的论调开始甚嚣尘上。比如，一直反对房地产调控的开发商任志强认为，房价下跌会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质问“历史上有那个国家房价暴跌后经济还能平稳的吗？”再比如，清华大学李稻葵先生也对房价的大跌表示担忧，说什么“如果房价在北京、上海、广州出现10%下降的话，一定会带来比房价上涨30%还大的社会问题，刚买房的年轻人一定会抱怨。”无需任何专业论证，任何一个产业的调整和降温，肯定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影响，任何一种药，也具有不可回避的负面效应，这是一个常识，房地产价格的下降短期肯定对相关产业造成一定的影响。然而，相对于房地产泡沫对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造成的极大的威胁，相对于房价不合理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杀伤力，这种对房地产的抑制所造成的短期经济的下滑的代价是必须付出的。我们不能听任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将中国经济带入日本式的20年可怕的衰退。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也是多年以来大家的共识。目前房地产调控的具体举措可以商榷和完善，但房地产调控的方向和让房价合理回归的政策目标是完全正确的。

目前房价只是从40度的高温刚刚开始降温，但依然是39.5的不正常体温。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故意夸大其词，放大房价下跌的负面效应，很容易动摇民众对房地产调控的信心，逆转来之不易的调控成果。而近期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预测明年二季度地方政府可能以“暗度陈仓”的方式采取松动策略，三季度中央政府可能逐步放松“限贷”，然后放松“限购”等的判断，事实上就是对这种“下跌危险论”的回应。如果本次房地产调控真的如这些机构所预言，放松调控，则政策的信誉几乎等于破产，这对政府来说，恐怕比房价下降更可怕。由于开发商和一些学者传递的信号，中国房地产事实上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健康的预期：就是大家认为，政府不会让房价下跌，一旦房价真正下跌，政府一定出手救市。这种不健康的预期，是政策信誉几近冰点以及中国房地产调控无效的根子。

不夸张地说，本次房地产调控，是中国政府调控政策的声誉保卫战，也是扭转中国经济被房地产绑架，产业空心化，实业萎缩的经济保卫战，这场战役，只能赢，不能输，也输不起。笔者认为，房价的合理调整不仅有利于房地产自身的健康发展，不仅不会引发社会问题，反而给中国经济带来莫大的契机：房价合理调整，才有新的购买能力入市，房地产僵局才能打破；房地产从业者才能彻底洗脑并理性看待房地产市场的去暴利化趋势；社会资金才能逐步转向实业，不会再次观望抄底房地产；才能弥合被房价撕裂的社会；才能真正推动转型。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动摇，中国经济和房价泡沫会因为调控的失败而进入失控状态，那个时候，就真的如李稻葵先生所言：会引发极其严重的问题的。

感谢“达芬奇”的提醒，如果没有“达芬奇”的这么一纸突然声明，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公众已逐渐淡忘了今年7月中旬“达芬奇”冒充假洋品牌事件。今年7月中旬，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报道，名为从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达芬奇”家具，除了“达芬奇”这个名字，从工人到老板、材质、设计等百分百属于作坊货的家具，被装上货轮，漂洋过海到了意大利的海港，直接又拉回来，摇身一变就成了百分百意大利原装进口家具，出厂价于是从3万元一下子变成了30万元，买者趋之若鹜。相信很多朋友对当时“达芬奇”因其女老总潘庄秀华名震一时的“达芬奇眼泪”而印象深刻。

对于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揭露的事实，“达芬奇”先是在其新浪官方微博予以否认，坚称自己经营的意大利品牌的家具是原装进口的实木家具，后又承认自己打理很多品牌，和国内厂家也有合作，而且也承认，即使是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家具，也不是全实木的，之后上海工商部门对“达芬奇”涉嫌伪造产地的仓库进行了调查取证，对相关家具产品进行登记保存并取样送检。8月31日上海市工商局公布的对达芬奇家具公司的初步调查结果也显示，达芬奇部分家具产品质量不合格，且在产品标签标注和广告宣传方面存不规范行为，达芬奇公司在其网站上使用了“国际顶级品牌”、“最高档的家具”等广告用语，涉嫌虚假宣传，工商部门称，在进一步调查取证工作后，上海工商部门将依法对达芬奇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在工商部门调查的同时，一些消费者也开始自发的起诉“达芬奇”进行维权。

在公众、媒体和消费者的全面围剿之下，当时不可一世的“达芬奇”不敢再以“国际顶级品牌”自居。然而，至此，“达芬奇”退出了公众的视野，有关部门初步的调查结论并没用回答“达芬奇”事件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其究竟有没有欺骗消费者，究竟有没有造假；那些究竟是国产的，那些是原装进口的，到现在为止依然是一个谜。包括上海工商在内的有关部门再也没用将“进一步”的调查结论告知公众。直到11月24日，“达芬奇”自己又主动跳出来再次指责央视的报道为虚假新闻。

“达芬奇”事件至此已经快半年之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并不复杂的假冒事件，调查起来是如此之难。我们的工商、质检以及行业协会对于这么一个诉求简单的事件，半年之久也没用调查个水落石出，以致于曾经一度低下高贵头颅的“达芬奇”在风声过后，再次挑战公众的神经，挑战有关部门的底线和权威。既然“达芬奇”自己再出江湖，无论是对于“达芬奇”，还是央视，还是消费者，还是中国家具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关部门不能再拖延真相，尽早告诉调查结果，还公众以真相，还“达芬奇”或者央视以清白。

11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0月份70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显示，最引人注目的是，全国70个城市的房价环比首次下跌了0.14个百分点。<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尽管只有0.14个百分点，但将其视为房价的拐点意义却极为明显。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与9月相比，全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的城市有34个，持平的城市有20个，环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比9月份增加17个，也就是说高达77%的城市的一手房的房价停止上涨，其中温州以4.6%的降幅连续第二次居全国降幅之首。而银监会日前发布的三季度《中国银行业运行报告》也指出，三季度房地产业新增贷款环比首次出现负增长。也就是说，就环比的趋势而论，在历经几近两年的调控之后，中国房价的下降趋势基本已经确立，房地产真的已经进入了冬天。在冬天的模式下，理性的开发商已经不再选择与政策死扛，龙湖、中海、绿地、恒大、富力，特别是万科等行业巨头，已经纷纷选择降价促销，回笼资金。

数字尽管乐观，但实事求是而言，环比只是说明趋势，和去年同期相比，价格的下降显然还不明显。比如，一手房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只有2个；二手房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也只有有13个。在这种情况下，说房价已经全面下降也是自欺欺人，说房价大跌更是无稽之谈，很可能是将通州这些地区的房价等同于全国房价的走势了。

在房价已经下跌，但还远没有大跌的情况下，出现了两种颇值得关注的说法：一是以清华大学的李稻葵先生为代表，对房价的大跌表示担忧，说什么“如果房价在北京、上海、广州出现10%下降的话，一定会带来比房价上涨30%还大的社会问题，刚买房的年轻人一定会抱怨。”这种观点，暂且称之为“大跌危险论”；另一种观点是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尽管指出房价下行仍是调整的基本模式，但预计明年2季度地方政府可能以“暗度陈仓”的方式采取松动策略，3季度中央政府可能逐步放松“限贷”，然后放松“限购”，但房地产下行的惯性决定了全面回落是明年房地产调整的基本模式。姑且将这种观点称之为“调控放松论”。

对于“房价大跌危险论”，正如前面的数字所明明白白昭示的，价格是下降了，但真的没有“大降”。在房价还没有大降的情况下，却大声提示房价大跌的风险，的确有点不合时宜。打个比方，一个人发高烧，40度，医生正在给其吃退烧药。这时，一个经济学家路过，大叫，降到39.5就不可以了，如果降到39度以下会死人的。的确，一个人一直发高烧时间长了，就很难适应正常的体温了。所以，在有些人看来，40度的体温是高了，但要是体温真的到了37度左右，他会认为这要死人的。事实上，如果真的温度降到37度左右的正常体温的话，你会发现，不仅没有死人，而且过得是如此的舒服和美好。

其实，如果中国的房价下降30%以上，笔者认为不仅不会引发社会问题，反而给中国经济带来莫大的契机：下降30%以上，才有新的购买能力入市，房地产僵局才能打破；房地产从业者才能彻底洗脑并理性看待房地产市场的去暴利化趋势；社会资金才能逐步转向实业，不会再次观望抄底房地产；才能弥合被房价撕裂的社会；才能真正推动转型。因此，对于“房价下跌危险论”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在中国公共政策领域，就是这些荒谬的观点，却常常能够引起惊涛骇浪，被利益集团所用，逆转政策的走势。这些学者似乎已经准确无误的摸准地方政府的G点，而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利益链上的相关者也总是能够不失时机的摸一下这些学者的兴奋点，让这些学者浪叫。房地产调控的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在房价调控的关键时期，越是各种奇谈怪论最多的时候，也越是政策最可能被逆转的时期。

而“调控放松论”则更值得警惕。房地产调控13年来，每一次总是功亏一篑，最关键的因素依然是政策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左右，房价越调越高，每一次叶公好龙的政策变化，已经让政策成了儿戏。如果这一次在房价调整的时候真的如有些人所预言，明年会放松调控，则政策的信誉几乎等于破产，这对政府来说，恐怕比房价下降更可怕。由于开发商和这些学者传递的信号，中国房地产事实上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健康的预期：就是大家认为，政府不会让房价下跌，一旦房价真正下跌，政府一定出手救市。这种不健康的预期，是政策信誉几近冰点以及中国房地产调控无效的根子。一些业主为什么在房价下降的时候闹事，就是被这些不健康的预期左右，认为房价只会涨，不会跌，失去了起码的风险意识。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本次房地产调控，是政府为自己的调控政策的声誉保卫战，也是扭转中国经济被房地产绑架，产业空心化，实业萎缩的经济保卫战，这场战役，只能赢，不能输，也输不起。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动摇，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都会因为调控的失败而进入失控状态，那个时候，就真的如李稻葵先生所言：会引发严重的问题的。只有坚持调控不动摇，并抓住有利时机出台治本之策，进入制度建设周期，强力推行土地交易制度改革，抓紧出台房产税、暴利税，抓紧完善房地产信息统计体系，特别是房地产普查和信息联网；逐渐放开合作建房和自建房等制度性举措，方能避免政策容易被左右的尴尬，使房地产进入真正平稳发展的周期。

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履新以来，在公开场合已经亮相数字，但他一会儿谈改革问题，一会儿谈集体土地问题，但就是很少谈股市问题。但其之前关于中国股市问题的两点表态已经给了市场一定的期待：一是他公开说，“大家给我的公开信我都看了”；一是特别强调完善上市公司的分红制度，并将分红政策与IPO的审核结合起来。这两点其实已经透露出，新任证监会主席已经在思考如何治理中国股市20多年来的顽疾问题。<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而11月18日，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公开表示，中国证监会将推进债券市场制度规范统一和监管审核统一；多管齐下逐步改变高市盈率发行股票的局面；完善退市制度，坚决遏制恶炒绩差公司的投机行为，先在创业板探索试行退市制度改革；将启动创业板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债券工作；坚定不移地打击内幕交易行为；协调有关方面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等六项重大举措，则可以视为“郭树清新政”的正式亮相。

的确，中国资本市场2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成长为全球新兴市场发展最快，市值最大的市场，普通投资者功不可没，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这三年，中国资本市场更是成为全球融资规模最大的市场。然而，这20年来，资本市场并没用相应的给普通投资者投桃报李，给予合理的投资回报，过高的市盈率，名存实亡的退市制度，愈演愈烈的内幕交易，以及没用任何强制性的分红制度，让中国资本市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圈钱市，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亏损市。因为监管的缺失和很低的违法成本，投资者的利益屡屡受损，信心几近冰点。义愤者甚至认为，中国股市时至今日，甚至连赌场都不如，甚至连中国足球都不如，投资者对中国股市的不信任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这样，如何通过重大的制度突破，修复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真正从制度层面捍卫投资者的利益，已经到了郭树清不得不做出选择的选择题。

这六项组合拳，再加上之前强化上市公司分红制度的举措，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让中国的股市成为一个规范的，能给投资者回报的市场，而不是一个炒作之风日盛，投资者利益得不到呵护的血淋淋的场所。以强制分红为例，从中国资本市场20年的历史来看，中国资本市场可谓名副其实的“铁公鸡”。根据有关资料，从1990年末到2010年末，A股累计完成现金分红总额约1.8万亿元，分给普通投资者的红利却不到30%，只有区区的5400万元，而其同期的融资规模却高达4.3万亿元。截止2010年末，上市时间超过5年、且5年内从未进行过分红的个股就高达414家，连续10年以上没有分红的“极品铁公鸡”有30多家。在没有强制的分红制度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一方面将融资视为廉价的资金来源，很多上市公司本身并不缺钱，但依旧选择上市，已经上市的也频频再融资。上市公司之所以频繁融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无需向投资者支付必要的回报，从而强化了“圈钱市”的本质，使得我国资本市场几乎成了大股东一家独赢的游戏，投资者在没有红利回报的情况下，只能选择炒作和投机，使得市场暴涨暴跌，散户在暴涨暴跌中亏损累累。强制分红意味着上市公司的融资不再廉价，而需要向投资者提供合理的回报。

再以退市制度为例，上市公司退市机制作为证券市场机制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淘汰劣质公司，施加外部压力，对上市公司提高绩效和完善公司治理具有极为显著的激励约束效应，因而为各大证券市场所青睐。中国资本市场建立伊始，就借鉴他国之实践，在制度层面建立了上市公司的退市机制，但在上市指标奇缺，“壳资源”价格不菲的情况下，退市制度形同虚设，直至2001年，中国资本市场10周年的时候，才出现了第一家真正退市的上市公司(PT水仙)，利益博弈之艰难，可见一斑。到2008年，上交所累计退市的上市公司21家，深交所退市23家，20年来，总共只有不到50家上市公司被退市。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不到3％。在创业板设立的时候，业界曾经对退市制度报以厚望，人们希望在创业板开启伊始，管理层就能够将退市制度真正落实，不再打退市的白条。然而迄今为止，创业板尚没有一例退市，“壳资源”炒作依旧成风。因此，这次提出以创业板为突破口，真正落实退市制度，是推动中国股市真正健康的必要之举。

其他的举措，诸如打击内幕交易，可谓任何一个资本市场监管者的核心工作，目的在于树立市场的信心，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让中国的投资者回到股市。笔者一直认为，中国股市从来不缺钱，看看国内流动性泛滥的情况就知道，投资者“信心贫乏”的关键是股市并不能为投资者提供真正的回报，投资如果没有回报，投资就是赌博，股市如果没有回报，股市就是赌场。中国资本市场只有在分红、退市、监管等层面真正为投资者构筑起利益保护的制度之墙，才能真正改变圈钱市的本质，恢复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我们对此充满期待。

万科总裁郁亮说，万科已经启动了冬天模式，“在这个模式下首先就是现金为王，现金流比利润更为重要。其次就是积极卖房，不囤地。第三，更慎重的买地，买地是最浪费钱的，不能买错地。”现在，毋庸置疑，随着供暖季的到来，中国房地产已经正式入冬。就市场本身而言，在紧绷的资金链的压力下，房地产进入“拐点”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一，从价格变动的趋势看，在连续几个月的小范围试探性降价之后，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近日均出现了多个项目大幅降价促销，其中不乏龙湖、中海、绿地、恒大、富力等大型房企，而一线城市的大幅降价促销行为向二三线城市传递，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二三线城市、更多的项目加入降价行列；其二，从成交量看，北京10月二手房网签套数为7262套，比去年同期下降幅度更是达到了48.7%，这一成交量也创下了近34个月以来的最低值；中国指数研究院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11月7日至13日)全国楼市成交延续低迷走势，在监测的35个城市中，29个城市楼市成交量同比下降，9城市成交量降幅在50%以上；其三，多数城市库存创新高。截至10月，全国执行限购政策相对最严格的10个城市中，库存积压达到了6044.46万平米，环比9月初上涨了6%，库存积压增加了28640套。同时，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沪深股市140多家上市房企存货总量超过1.2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了42%。其中，库存同比增长的公司多达112家，占比77.78%，库存环比增长的也有109家，占比75.69%；其四，开发商的资金链紧张。据业内权威人士估算，2010年下半年以来，国内房地产企业通过信托、私募、民间借贷、海外发债等方式筹集的高息借款超过1万亿元，其中多数高息借款的期限在1-2年。保守估计，今年底即将到期的高息借款可能超过千亿元。等等。

数字尽管乐观，但实事求是而言，数字只是说明趋势，各大城市的房价实质性的降价其实还没有形成共识，说房价已经全面下降也是自欺欺人，说房价大跌更是无稽之谈。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士却不合时宜的出来对房价的大跌表示担忧。比如，李稻葵先生就站出来说：“房价上涨不可能，那样是政府扇自己耳光，但房价大跌也不可能，因为如果房价在北京、上海、广州出现10%下降的话，一定会带来比房价上涨30%还大的社会问题，刚买房的年轻人一定会抱怨。”

李稻葵的话有一定代表性，引发了“模仿”效应。然而，仔细推敲上面这段话，和严肃的经济学基本没有任何关系，“涨不可能，但跌会带来社会问题”，这种老大妈都知道都耳熟能详的东西还用李稻葵先生研究。但是，奇怪的是，在中国公共政策领域，就是这些和废话差不多的东西，却常常能够引起惊涛骇浪，被利益集团所用，逆转政策的走势。房地产调控的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在房价调控的关键时期，越是各种奇谈怪论最多的时候，也越是政策最可能被逆转的时期。

老百姓现在为什么对房地产调控一点信心都没有，任何一个开发商的胡言乱语都能让大家泄气，关键是，这里面的水的确太深了。在房地产调控刚刚见成效的时候，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研究过房地产）就出来警示房价下跌的风险，给当局改变政策预热。中国房地产调控每一次总是功亏一篑，最关键的因素依然是政策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左右，使得民众对于政策没有多大的信心。这些学者和开发商似乎已经准确无误的摸准地方政府的G点，而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利益链上的相关者也总是能够不失时机的摸一下这些学者的兴奋点，让这些学者浪叫。

然而，房地产调控13年来，房价越调越高，政策的信誉已经屡次跌停，每一次叶公好龙的政策变化，已经让政策成了儿戏。如果这一次，在某些学者的浪叫声中，政策再一次悄然变局，未来出台任何政策，恐怕都不会有人相信了，这对一个政府来说，恐怕比房价下降更可怕。从经济本身而言，谁都知道，房价下跌对金融、对宏观经济、对社会稳定有一定的影响，但如果听任房价飞涨，最终恐怕是金融崩溃，经济拖垮，社会和谐荡然无存。这个道理，李稻葵先生们不会不知道吧。温家宝一再明确表示“调控决心不能动摇、政策方向不能改变、力度不能放松”，为什么，就是通过坚持调控，一方面为政策正名，另一方面，扭转恶性的预期。由于开发商和这些学者传递的信号，中国房地产事实上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健康的预期：就是大家认为，政府不会让房价下跌，一旦房价真正下跌，政府一定出手救市。这种不健康的预期，是政策信誉几近冰点以及中国房地产调控无效的根子。一些业主为什么在房价下降的时候闹事，就是被这些不健康的预期左右，认为房价只会涨，不会跌，失去了起码的风险意识。

不夸张的说，本次房地产调控，是政府为自己的调控政策的声誉保卫战，也是扭转中国经济被房地产绑架，产业空心化，实业萎缩的经济保卫战，这场战役，只能赢，不能输，也输不起。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刻动摇，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都会因为调控的失败而进入失控状态，那个时候，就真的如李稻葵先生所言：会引发严重的问题的。

央视11月9日关于国家发改委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进行反垄断调查的报道引发了一场口水之战。有意料之中的反应，比如，很多人认为，现实中的垄断如此之多，石油、电力、煤气等等，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有点蹊跷？再比如，央视的报道，引发了工信部下属的《人民邮电报》的剧烈反应，认为央视的报道“混淆视听，误导公众”。这是可以理解的，谁嘴里的舌头为谁说话，也属天经地义。

但更多的反应却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比如：其一，对于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副局长李青央视的表态，一些人认为不严肃，因为调查还没有结论，就公开接受采访，对民众是一个莫大的误导。这点质疑，我是非常不同意的，从来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说，反垄断调查开始不能对外公布，我国的任何公共的案件，在调查结论出来之前，是可以向公布宣布的，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要揪住这一点；其二，新华社的评论认为，发改委对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反垄断调查并未牵涉网民关心的网速、资费等问题，只限于宽带接入及网间结算领域，因而这是“神仙打架”，和“小鬼”没有多大的关系；其三，人民日报针对新华社的评论指出，尽管反垄断调查的是宽带接入，但宽带接入的反垄断问题解决了，有助于网费的降低和对网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因而绝非“神仙打架”，而是和广大的网民利益切身相关的；其四，更怪异的是，被多方怀疑是本次反垄断调查背后“黑手”的广电系统也于11月14日公开就宽带反垄断调查表态，一致被认为是本次反垄断调查最大受益者之一的广电却认为“央视的报道引用数据存在偏差和过时，显然是有问题的，人民邮电报的回应在很多地方是有道理的。”但同时，广电方面表示拥护和积极配合国家发改委的调查工作，并希望此事绝对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定要调查到底并作出妥善处理。是得了便宜卖乖，还是另有隐情；其五，外界很多猜测认为，这次针对联通和电信的反垄断调查，可能暗示出高层对于“三网融合”进度的不满，特别是对广电系统的全国广电网络整合进度缓慢表示不满，未来广电的整合进度有可能加速，“三网融合”得到实质性推进。那么，该事件的另一面则是将加速中国移动和广电获得宽带运营牌照，从而大规模进入宽带接入市场；其六，还有些人认为，这是发改委在和商务部以及国家工商总局争夺反垄断的执法权。我国的反垄断结构并未明确，发改委、商务部和工商之间存在着权力之争，发改委以此案为契机，突显自己在反垄断执法领域的存在。

为什么说以上六点完全出乎笔者的意料，是因为反垄断调查本来属于一个真正的法律事件，但媒体和公众在分析的时候，却不约而同的回避了法律专业问题的探讨，而“集体行动”，纷纷猜测后面的动机和背景。的确，在我国经济社会垄断无处不在的情况下，发改委突然对已经见惯不惯的联通和电信发难，不令外界惊讶也很难。于是一个真正的法律问题，就被演化成一个“罗生门”的公共问题，大家抛开法律案例，纷纷挖掘后面的花边，不知道是法律的悲哀，还是无奈。但不管如何，这种抛开专业问题探讨动机，也从某一个侧面反应了民众对我国反垄断未来并没用信心。一旦执法机构祭起反垄断的法律之剑，往往被民众认为是解决利益集团后面的利益纠葛，这至少说明，反垄断法从出台到现在，还没用赢得公众对其的起码的信任和尊重。

当然，从本案本身而言，利益各方的高调关注，其实有助于我们厘清背后的利益链条。我们看到，无论《人民邮电报》这个并不知名的媒体是如何的激愤，但其并没用否认宽带接入市场被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垄断的事实；其反驳央视数学基础差，算错了账，但其本身也没有给公众给出一本大家认可的账。央视作为一个公共的媒体，对一些公共领域的动态进行报道也无可厚非，即使某些数字有偏差，也不要抓住枝节不放，在发改委的调查结论出台之前，任何的计算或者猜测都只是一种概率的判断而已，绕开事实在一些小问题上纠缠目的无非是把水搅浑而已。联通和电信纵有千张嘴，你总不能否认中国网速比经合组织国家慢10倍的事实吧？你总不能说“三网融合”进展迟缓和电信联通在宽带接入市场上的垄断没有任何关系吧？站在中国互联网安全和国际竞争的大局，这样的反垄断本身就是一个进步。而这样的一个本来应该赋予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却因为大家对法律的不信任和宽带市场后面的利益纠葛的复杂而最终娱乐化，八卦化，使得一个严肃的历史剧，却成了“戏说”和演绎，实属讽刺。

当然，从法律专业本身的角度而言，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互联网接入市场上的份额高达2/3以上的情况下，判断其是否构成垄断的关键是二者是否“滥用”市场垄断地位，而证明这个，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其实并不难，难的是能不能动真格，以此打破利益格局，提升中国互联网的国际竞争力，让中国网民从慢车道进入快车道，这是大家最期待的，也是大家最没信心的。

近期，备受关注的温州高利贷资金断裂引发的跑路事件，在经历了前段时间的慌乱和无序后，在各个层面的努力下，被动和令人焦虑的局面初步得到了扭转，形势已经朝着较为乐观的方向演化：跑路的人已经很少，一度陷入困境的中小企业也获得了暂时的救助，情绪大为改变。这种态势的形成，一方面和上至中央，下至温州采取的一系列积极的举措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整个社会的关注与出谋划策不无关系，正是全社会对温州的关注和动员起来的力量改变了前期的被动状况，使得温州不致于成为事件的孤岛，解决逻辑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转化。<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比如，除了加大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减轻中小企业的税负，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回归实业之外，在金融层面，温州近期也将申报“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期获得国家战略层面的政策支持，使得温州成为中国民间金融率先试验的“金融特区”，这个被称为“1+8”金融改革方案的总体思路是：在地方金融组织体系、金融服务体系、民间资本市场体系、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以及利率市场化等等方面进行先行的试验和改革。在具体的举措方面，包括增加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加快实施小额贷款公司三年行动计划，到2012年，小额贷款公司达100家，公司资本净额总量达到800亿元；与此同时，温州还要全面启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创建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等。核心目的是用金融解决目前温州的金融困局，使得温州的民间金融规范化、阳光化，成为中国阳光民间金融最为发达的地区，成为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试验田。在这个总得思路下，温州市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也已于近期挂牌，温州地方金融改革创新的“1+8”行动方案正式开始全面实施。

笔者一直非常奇怪，在温州这么一个中小企业发达，民间资本极为充裕之地，多年来居然没有产生强大的金融。事实上，早在1987年，温州就被正式列为全国第一个进行利率改革的试点城市，2002年又成为全国惟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但这两大政策由于缺乏顶层和系统的设计，从现在来看，并没有引导温州民间金融的阳光化步伐，可谓乏善可陈。民间资本虽然充裕，但并没有产生令人称道的强大的金融。你很难想象，在温州这么一个中小企业非常发达的地方，居然没有产生一个全国性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的机构，这和长期以来，温州民间金融缺乏阳光化的政策和积极的引导有很大的关系，游击队从来没有嬗变成正规军。因为使得温州这样一个最适合民间金融发展的地方，一直却“瘸着”一条腿，只有中小企业的发展，而没有金融业的相应的成长。循此逻辑，今天温州面临的困局，表面上是高利率的乱象，事实上和温州实业的萎缩，以及长期以来金融业的规范化止步不前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温州一方面通过实业政策，继续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个方面，利用温州自身有强大的民间资本的优势，提出申报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构建与民营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地方金融体系。一方面重视实业，另一方面改变金融短板，两条腿走路，并且制订了1个地方金融业创新发展纲领性总方案和8个配套的具体子方案的“1+8”金融兴市计划，可谓真正抓住了温州的短板，成为温州经济转型的战略支撑，这个举措，不仅可解“温州的病根”，也可为中国民间资本面临的各种困局找到一条出路。

今天温州出的问题，以及提出的一系列解决方案，可谓恰逢其时。温州这个时候出问题，要比再发展下去不可收拾要好。笔者一直认为，温州目前的现状，其实是整个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其背后折射的都是改革层面的问题。问题的根源都是由于改革的不彻底：金融改革的不彻底，导致金融抑制，金融资源配置扭曲，地下金融滋生的同时，也在累计风险；而政治体制改革和深层经济领域改革的不彻底，导致做实业的环境极为糟糕，民间经济只能选择放弃实业，去做短期的投资和投机。因此，这次温州爆发的危机，是敲给所有中国人的一记警钟，而温州所做的努力，就是不藉此打破金融垄断，藉此推动改革，为中国民间金融，以及民营经济的发展杀出一条血路。就此而言，不是全国在救温州，而是温州在救中国。

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终于亮出了自己履新以来的第一把剑：那就是特别强调完善上市公司的分红制度，并将分红政策与IPO的审核结合起来，表示将进一步采取措施“明确分红比例,提升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回报”。

将强化上市公司的分红制度作为股市监管的切入点，可谓抓住了中国股市的核心问题和本质所在。长期以来，中国股市由于制度的残缺，几乎沦为了只顾融资而不顾回报的“圈钱市”。在中国，企业不管是否缺钱，都对上市趋之如骛，根子就在于中国股市融资成本很低。成本低一方面表现在原始股东一股独大，流通股股东对上市公司本身没有重大事项和人事方面决策的权力，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在分红方面吝啬，给股东的回报很低，这使得中国资本市场融到的资金几乎成为“白捡”和无需给股东回报的资金，从而使得股市炒作投机成分，缺乏监管和投资回报的股民对市场缺乏真正的信心。

在欧美等比较完善的市场，都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上市公司的分红机制，在美国市场，上市公司的现金红利占公司净收入的比例高达40％至50％，甚至不少美国上市公司税后利润的50％至70％用于支付红利，从而给投资者形成了长期的稳定的收入和预期。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资本市场一直以为一方面是不断融资，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的“分红派现率”水平很低。根据有关资料，从1990年末到2010年末，A股累计完成现金分红总额约1.8万亿元，分给普通投资者的红利却不到30%，只有区区的5400万元，而其同期的融资规模却高达4.3万亿元。不分红或者多年不分红的企业比比皆是，仅2010年就高达798家，截止至010年末，上市时间超过5年、且5年内从未进行过分红的个股就高达414家，连续10年以上没有分红的“极品铁公鸡”有30多家。

在没有强制的分红制度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一方面将融资视为廉价的资金来源，很多上市公司本身并不缺钱，但依旧选择上市，已经上市的也频频再融资。据统计，美国上市公司平均再融资的周期是13年，而中国不到2年。上市公司之所以频繁融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无需向投资者支付必要的回报，从而强化了“圈钱市”的本质，使得我国资本市场几乎成了大股东一家独赢的游戏，投资者在没有红利回报的情况下，只能选择炒作和投机，使得市场暴涨暴跌，散户在暴涨暴跌中亏损累累。尽管中国证监会在2008年发布过“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若干规定的决定”，要求上市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在证监会的努力下，最近三年上市公司的分红情况也有了逐步向好的表现，但和欧美等市场的高分红派现比较，依旧没有显著的改变。

因此，这次证监会新任主席履新之初，就将强制分红制度作为重建中国股市的信心之旅的突破点，真可谓打蛇打到了七寸，特别是要求在新股上市时,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必须细化回报规划、分红政策和分红计划,并作为重大事项加以提示,提升分红事项的透明度，这意味着在建立一个机制，那就是，每一个到资本市场融资的公司，一开始就必须建立回报股东的分红制度，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提供资金，上市公司必须给投资者回报，这样才能重建投资者对股市的信心，从根本上改变“圈钱市”的本质。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股市从来不缺钱，看看国内流动性泛滥的情况就知道，投资者“信心贫乏”的关键是股市并不能为投资者提供真正的回报，投资如果没有回报，投资就是赌博，股市如果没有回报，股市就是赌场。中国资本市场只有真正建立了回报投资者的制度体系，才能真正改变圈钱市的本质，恢复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当然，由于长期以来融资成本的过于低廉，以及大股东形成的上市就是为了圈钱而不是为了回报投资者的心理路径依赖决定了，要真正完善分红制度阻力和难度很大，需要斗争，需要证监会和投资者长期的努力。

11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0月份宏观经济数据，CPI在“6%”的高位上运行了四个月之后，终于回到了5.5%的水平，创下了近5个月以来的低点。与此同时，在万科、中海等地产龙头的带领下，全国性的楼市降价大幕在11月份也经拉开。

分析未来几个月物价的趋势，如果形势没有大的变化，物价将呈现逐步回落的走势，通胀最危险的时期已经过去，温和回落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房价下降的趋势也确立的话，则几乎意味着，在历经两年多的艰苦调控之后，物价和房价的“双拐点”在年底悄然隐现。而在“双拐点”来临时期，宏观政策如何变化势必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事实上，在此之前，高层已经表态对宏观政策进行“微调”，在各地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一些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要求适当保持信贷的合理增长，再加上CPI的回调，似乎为货币政策的再次宽松创造了条件。但是，尽管我们认为，物价和房价的短期“双拐点”已经出现，但这绝非货币政策可以再次宽松的理由。未来物价的走势尽管会逐步回落，但从绝对数字而言，依然在5%以上的高位运行，一旦轻易放松，不排除物价再次反弹的可能。

特别是，我们一再强调，货币政策的微调绝非是变相的宽松，而是在保持货币政策“稳健”而绝非“宽松”的主基调下，引导资金向中小企业和重点建设项目的定向流动。从总得货币供应量看，M2依然高达78万亿以上，货币总得供应量依然偏高，没有任何宽松的理由。因此，一旦货币政策宽松，除了物价可能反弹，更重要的是，来之不易的房地产调控的良好势头势必被逆转，两年多来房地产调控的成果将功亏一篑，而这显然和高层一系列关于房地产调控的最新表态背道而驰。11月6日，温总理在俄罗斯谈及中国的房地产调控问题特别强调，尽管房价已经开始松动，调控绝不可有丝毫动摇，目标是要使房价回归到合理的价格。

我们认为，中央的这种坚决的表态，是促使房价拐点加速到来的重要政策支撑。事实上，就市场本身而言，下半年以来，不仅很多城市的房价停涨，交易量更是接近冰点。特别是，年关的到来和政策的明确严控，在紧绷的资金链的压力下，房地产进入明显的下降周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其一，从价格变动的趋势看，在连续几个月的小范围试探性降价之后，上海、北京、深圳等城市近日均出现了多个项目大幅降价促销，其中不乏龙湖、中海、绿地、恒大、富力等大型房企，而一线城市的大幅降价促销行为向二三线城市传递，接下来会有更多的二三线城市、更多的项目加入降价行列；其二，从成交量看，北京10月二手房网签套数为7262套，比去年同期下降幅度更是达到了48.7%，这一成交量也创下了近34个月以来的最低值；而中国指数研究院公布的新一周交易数据显示，11月首周多数城市成交同比较去年同期仍然下跌，其中长沙同比降幅最大，达到71.96%；其三，多数城市库存创新高，其中全国14个主要城市库存需要15个月左右消化，而北京房屋库存超过了12万套，供需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四，开发商的资金链紧张，多数房企的资产负债率在70%以上，绿城地产的负债率高达140%以上，处于要么降价，要么倒闭的生死边缘；其五，银行进一步提高首套房贷的利率，警示房地产风险。上海、杭州等城市首套房贷款利率。，08年救市时的7折、8.5折优惠回调到基准利率，又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继续上浮5%-30%，甚至50%，购房者的成本大大增加。

这样，一方面是政策的紧锣密鼓，另一方面是万科等地产巨头的实质性降价举措，政策和业界已经就降价达成了共识，房地产调控最终进入了房价合理下调的理性周期，房地产市场博弈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逆转，高层兑现房价合理回归的承诺真的到了真正最后的时刻。但是，房地产调控的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在房价调控的关键时期，越是政策最可能被逆转的时期。中国房地产调控每一次总是功亏一篑，最关键的因素依然是政策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左右，使得民众对于政策没有多大的信心。特别是在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高筑，一些重点项目建设又陷入缺钱的困境的时候，民众极为担心房地产调控又会暗度陈仓放水，使得房价再次暴涨。尽管温家宝一再明确表示“调控决心不能动摇、政策方向不能改变、力度不能放松”，但这并不意味着告别房地产依赖已经成为集体行动的逻辑，而历次房地产调控的惨痛教训也不断警示，尽管形势不错，但现在还不是弹冠相庆的时刻。越在最后的时刻，更要警惕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局。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政策的短期效应，应该抓住目前房价回调的关键时期，抓紧出台制度化的治本之策，彻底消除房地产投机过剩和暴涨的历史，使得房地产进入真正稳定发展的历史。应该从房地产一系列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着手，在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和防止房地产暴利的制度建设方面形成了完善的制度体系，避免再次进入调控下跌，不调控又反弹的恶性循环的周期。目前是中国房地产从调控周期进入制度建设周期的最佳时间窗口，应该尽快用金融、税收以及土地交易制度的完善形成稳定的房价预期，这是确保中国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给房地产参与的各方明确的制度预期的关键。

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4000美元左右，正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走了一条极具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而这种以“摸着石头过河”著称的改革形式，近年来又被冠之以“中国模式”，并被广泛讨论。作为一种和“华盛顿共识”相提并论的模式，尽管“中国模式”一直并没有很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但这并不妨碍各界对其的赞扬抑或批评。特别是在今天，当中国的改革再次站在十字路口，面临方向性选择的时候，讨论“中国模式”的成败得失，并对中国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寻找改革新的共识和突破口，无疑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中国模式”的前身是美国《新闻周刊》驻京记者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但对于“北京共识”，无论其倡导者，还是支持者对其认识上却并未达成“共识”，甚至成了最没有“共识”的共识。比如，其倡导者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有一个强势政府和有着强大控制力的国有经济，有政治精英、学术精英和商界精英组合的带领，因此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因而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从而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并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继续保持超过9%的GDP年增长率，为发达国家所争羡，并成为世界很多国家经济发展的楷模。

但是，如果将“中国模式”归结于政治上的保守和经济上的激进，甚至将“中国模式”归结于政治精英的集权式的领导和国有经济的“长子”的作用，这无疑是对“中国模式”最大的误读。考察中国模式，恐怕更多的要考察：其一，是什么力量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和繁荣；其二，集权的政府在中国繁荣中究竟是中国增长的短板，还是独特优势；其三，“中国模式”有没有持续性，其自身的优势有没有可能带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真正的考察中国模式是非功过的切入点和突破点。

中国前30年的改革，创造了年均9.7%的增长，这在一个二元经济特征明显、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滞、资源配置的方式模糊扭曲的大的经济体出现，被很多人视为奇迹。当然，也有很多人克制而又不无严肃的指出，30年来中国的增长其实无所谓奇迹，和当年的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发展比较快的国家一样，属于赶超型的，在发展的方式上，主要也是依靠出口，高投资，高储蓄以及高代价的方式。但是，客观而言，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发展建立在一个计划经济的体制环境下，人口庞大，并且国有经济成分一直很高的国家，这无疑也属于经济增长的奇迹。到那这种奇迹的创造，却并非“中国模式”的倡导者所总结的威权模式，就经济增长而论，中国经济增长之所有有今天的成就，完全是依靠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和私人公司的创造力，而不是什么别的优势。

其一，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看，在1992年小平南巡之前，尽管中国经济的增长也比较快，但并没用给世界留下极其深刻的影响。国有企业沉重的包袱和低效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也使得经济运行极其不流畅，经济长期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源配置的方式并非基于市场，而是完全基于政府，计划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仍然首屈一指，无人撼动。只有在小平南巡讲话，特别是2001年，中国入世以后，真正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市场的力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毕现无遗。毫无夸张的说，如果没有市场机制，如果没有入世之后全球化的市场，中国不可能取得这么快的增长，这是市场的奇迹而非政府的奇迹；

其二，在国有企业改革障碍重重的情况下，中国选择的增量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道路，而恰恰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真正引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民营经济，占有的各种资源不足30%，却贡献了中国增长的60%，中国就业的90%，中国专利和创新技术的70%。而从国企的改革进程看，政府改变对国企的管理，在微观经济领域收缩权力，释放经济活力，才使得国企在某些领域告别亏损。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一部不断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和限制政府干预的历史，一方面，通过改革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构筑了新型的政企之间的权力边界，培育了一个能够和政府抗衡的市场主体。没有对企业的改造，没有民营企业这些市场主体，就不可能创造中国的繁荣。尽管2003年以来“国进民退”的趋势明显，但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非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高达60%以上，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最主要力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市场经济的改革，如果没有民营经济的崛起，靠所谓的政治保守、经济激进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维护国有经济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就能创造所谓的增长奇迹。

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方，政府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干预可谓无处不在，没有市场的社会和没有政府的社会都是不可想象的。诺斯在其名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特别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而对于转型经济国家政府的作用，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1990年推出了一本新书《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在讨论了种种的变革措施之后，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突然笔锋一转，谈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依据科尔奈的看法，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现市场经济的转型几乎没有可能。

倡导“中国模式”者特别强调这一点，认为中国政府的强大和集权是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减少内耗，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实，这样的逻辑根本禁不起历史的考验，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垄断一切，国有成为垄断了经济的所有方面，但没并没给中国带来繁荣，政治和经济上的极左使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可见，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保持政府政策的稳定与政府的强大是两个概念。恰恰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恰恰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滞后，以及政府对资源的支配力过强，才成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最大短板，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使得政府过度参与经济，各级政府官员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导致寻租等一系列的负面行为，窒息了市场经济的活力，这是中国模式未来急需突破之处而非其独特优势。

再以国有部门为例，国有部门可谓占有了绝大多数的政策和金融资源，但就国有企业的效率而言，一直却面临不能资源其所的悖论。在2003年之前，国有企业在微观领域亏损累累，依靠财政的巨额补助才能生存，成为财富的黑洞；在2003年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财政救助政策，中国的国有企业告别了微观领域的亏损，到2010年，国有企业的利润高达近2万亿，但如果分析国企利润的来源，就会发现，国企的大部分利润要么是靠资源，要么是靠垄断，2010年中央企业的利润70%是靠前10家垄断企业，如果没有政策优惠和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在微观上仍然是亏损和不赚钱的。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垄断了资源，从经济总体而言，反而造成了整个社会财富的缩水。因为，占有30%资源不到的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以上，而占有70%以上资源的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只有30%不到，其2万亿的利润，真正上交财政的只有可怜的400多亿。假定这二者占有资源的比例互换，可以想象对经济增长的提升有多大。

因此，中国改革30年财富积累的历史，既不是什么政府集权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所带来的繁荣，也不是什么威权模式带来的，而是市场经济带来的。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中国的繁荣。如果真的要说，“中国模式”证明了什么，我想说，中国模式没有证明政府强大的好处，而恰恰证明了即使在专制体制、垄断横行、国家不断甩包袱、去福利化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也证明了自己的奇迹，在石头上开了花，结了果。这个奇迹是市场的奇迹，而不是威权政治的奇迹，不是大政府的奇迹。

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的过度强大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短板，而不是知道炫耀的比较优势，各种腐败和寻租，无不和政府占有过多的经济和政策资源息息相关。因此，周其仁才深刻认为，来自政府的种种威胁，构成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最大威胁。今天，当我们讨论“中国模式”，总结中国30多年财富创造的原因时，切不可以政府之强大视为中国模式的特色，更不可将其视为中国财富的制度源泉，只有如此，才能找到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侧重点。未来能不能鼓励非公经济和民间投资，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选择问题。

中国当下的社会，本质上而言，并不是以公司为主导所推崇的平等的市场经济，权力和政府对于资源的配置仍然具有绝对的主导权。中国的繁荣来自公司的强大，但要确保中国持续的繁荣，不通过限制政府的权力，不真正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不真正实现保障一切私人主体权利的法治，不建立公民社会，恐怕是不现实的，但金融危机以来政府不断扩张权力边界，改革出现走回头路的现实，以及中国市场经济的知识谱系及其缺陷，决定了这种努力的艰辛不易。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正在悄然发生变局：继温家宝在天津、内蒙古、江苏、山东等四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时首次提出要对宏观政策“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的合理增长”之后，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在全国人大最新的常委会上面对全国人大常委的质询，表示“在住房信息完善的情况下，将取消住房限购”的表态更是被潘石屹等开发商解读为房地产即将松绑的“惊天利好”。

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在目前非常敏感的时期，高层不断传出的这种政策变化的信号被不同的人给予了种种不同的解读。客观而言，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应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及时的调整，该松就松，该紧则紧，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学界，对此并无太大的异议。然而，在中国目前的公共政策博弈的真正生态下，在抑制通胀，加大对房地产调控的关键和特别敏感时期，在公共政策容易受到利益集团的干扰的情况下，高层突然出现的对宏观政策“新的表述”，的确不引发外界巨大的想象空间和焦虑。

在对政策突然的变调各种猜测满天飞的情况下，10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对今后经济工作的定调似乎可以解读为对外界“释疑”：这次会议提出的今后的重点工作有几点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一是尽管仍然强调要继续采取措施稳定物价总水平，但今年第一次没有把“稳定物价总水平”列为首要任务；其二，提出“要敏锐、准确地把握经济走势出现的趋势性变化，更加注重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特别强调“信贷政策要与产业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切实做到有保有压。保证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资金需要，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包括铁路在内的一些在建工程因缺钱而停工的传言得到了证实；第三，对于房价问题，仍然强调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调控，并且首次用“促进房价合理调整”等更加明确的表述取代了以前的“遏制房价过快上涨”。

政策的及时解读是必要的，如果没有2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大多的人认为，所谓“微调”和“保持信贷量”的合理增长事实上意味着紧缩的货币政策宣告退出，信贷的龙头再次悄然放开。而住建部对“限购”的罕见的自我批评，则更是被解读为房地产调控的再次放松。而考察多年来政策变局的“表述艺术”，不能说这样的解读是夸大其词。

尽管国务院常务会议披露了一部分信息，有助于对未来政策变化的正确把握。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目前关键时期，在通胀的形势依旧严峻，房地产调控初见成效，一些地方房价依旧开始微跌的情况下，宏观政策在这个时候突然转向，的确有点匪夷所思。笔者认为，除非：第一，通胀真正被抑制；第二，房地产调控目标已经达到；第三，欧债危机会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第四，放松调控政策会救活中小企业。也就是说，如果通胀真的缓解，房地产调控告捷，放松货币之后，钱可以流到中小企业和实体经济，则毫无疑问，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微调不仅必要，而且也不会担心政策被“唱歪”。否则，很难解释也很难理解宏观政策调整的必要，除了给人留下宏观政策被利益集团左右，容易变脸和轻浮的影响，损害政策的严肃性之外，又有何益？

从中国经济目前的体征看，看不出任何需要对政策进行调整的理由：首先，中国经济目前并没有硬着陆的风险。前三个季度GDP平均增速9.4%，尽管逐季在滑落，但这种滑落的确是在调控的预期范围内，属有意为之。在今年控制通胀，让货币回归常态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的根基并没有发生逆转。以三驾马车为例，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近25%，进出口总额增速也在24%以上，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数据表现正常，并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硬着陆”的迹象的任何迹象，这是宏观调控必须坚持既定的方向的基础；其次，通胀尽管有所缓解，但通胀的压力依旧很大，9月份的CPI依旧在6%以上，引发涨价的因素此起彼伏，复杂程度并未减少，物价全年的态势高位运行已成定局；其三，房价调控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房价疯涨的态势尽管被遏制，但距离房价的合理回归尚需政策持续的执行力，9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下降的只有一个城市，房价的高烧并未真正消退，稍一放松，都有可能引发可怕的反弹；第四，实体经济低迷，做实业的环境和意愿和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时期之一；第五，江浙一带的中小企业处境未维艰，温州民间借贷引发资金链断裂的情况有向其他地方蔓延的趋势。这些问题说明，中国经济在9.4%增速的浮华之下，暗流涌动，问题重重，宏观政策拿捏不稳，稍有不慎，都可能引发一系列的风险，所以，还远远不是弹冠相庆，放松政策的时候。

至于一些铁路建设的资金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不理性的大跃进，另一方面是铁路本身不开放的结果，导致出现了融资的困难。不借此机会打破铁路的垄断，引入民间资本，即使放开银行的钱，恐怕最终会形成坏账。如果以此为借口对货币政策进行微调，不管初衷如何，则很有可能使通胀和房价反弹，这几乎是个大概率事件；另一方面，一旦房地产再次报复性反弹，则放出来的货币极有可能再次流入房地产，所谓救助中小企业和回归实业就是无稽之谈。在CPI仍然在6%以上的高位，房价依旧牢不可破的情况下，放松货币，岂不是放虎归山，前功尽弃，一旦通胀失控，房价报复反弹，谁来负这个责任？

而至于中小企业的困境和实业的低迷，在某种程度上恰好是因为房地产泡沫的过度蔓延导致资金大量流向房地产有很大的关系。同时，税负的沉重，以及做实业环境的恶劣，都是导致目前实体经济低迷和中小企业困境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支持高层坚持对房地产进行调控，唯有如此，钱才能回到实业。同时应该看到，中小企业的危机，本质上是负担过重导致的结果，应该拿出切实有效的减税措施，为中小企业解困，而不是仅仅嘴上说说而已。

似乎一夜之间，从东北到西南，从西北到东南，全国铁路建设出现了大面积的停工，而停工的原因只有一个：缺钱。比如，由于资金紧张，连接西南、西北的大动脉的兰渝铁路90%的工程项目均已停工。而根据铁道部副总工程师王梦恕的说法，目前全国在建铁路里程是1.2万公里，其中近1万公里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面对铁路建设缺钱的困境，10月26日，尽管铁道部发行了总计200亿的2011年第二期铁路建设债券，但相对于近8000亿的总投资以及90%以上的建设项目普遍缺钱的困境，这200亿的建设债券真可谓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资金困难问题。

应该说，铁道部目前铁路建设的资金困局，一方面和2008年以来铁路建设的大跃进有很大的关系，但从根本上而言，和铁路建设没有打破垄断，融资渠道狭窄密切相关。我们知道，在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投资中，铁路投资占大头。根据2008年调整后的铁路中长期规划，中国计划到2020年修建12万公里以上的铁路，而《“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曾经提出到2015年我国快速铁路营业里程达4.5万公里，五年增长率超过400%。这意味着从2009年道2011年的三年，铁路总投资最少达3.5万亿元。但与铁路建设快速迈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铁路大发展却是在铁路管理和融投资体制仍然处于垄断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不仅使得铁路建设的安全管理留下了很大的隐患，同时也为未来出现的融资困难埋下了伏笔。

在铁路投融资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铁路建设的国家项目，由中央政府投资40%，铁道部款占40%，其余20%由建设地区地方政府负责，在实际运作中，这些资金其实全部由铁道部统筹，而铁道部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银行贷款。2008年，铁道部资金来源中仅有1217.18亿元来自银行贷款，在铁道部当年资金来源中占比33.8%；到2010年，银行贷款增至6852.37亿元，占比高达64.7%。而目前，铁道部贷款总额为1.25万亿，每年利息就超过千亿。为了缓解资金吃紧的局面，今年以来，铁道部已在债券市场发行的超短融券、短融券、中票累计金额达1400亿。10月12日，铁道部再发行200亿元债券，其募资总额达到了1600亿元。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铁路建设的融资问题。

在2009年铁路建设进入快车道伊始，而每年近3000亿的资金缺口，是集监管机构和运营商于一身的铁道部自己无力填补的。这无疑成为民间资本进入、打破垄断、倒逼改革的最佳时间窗口。因此，笔者当时就提出应该利用铁路建设最快的契机，打破铁道部在管理管理和投融资方面的垄断，引入民间投资，避免铁路建设最终陷入资金不足的尴尬。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庞大的铁路建设计划，铁道部没有在体制和机制上进行任何的改革和突破，大包大揽，用单一的银行贷款来解决资金问题，最终陷入了停工的困局。

但是，中国很多改革的启动大多是在难以为继的困境中才出现机会。笔者再次建议，全国铁路90%以上大面积停工的事实已经说明，现有的铁路管理和融投资体制无法承担铁路建设的重任，必须果断打破铁路改革的坚冰，在投融资领域加大民间资本进入的步伐，改变铁路的“基因”，使铁路彻底告别政企不分、体制落后的封闭状态。如果仍然不打破体制，试图继续依靠银行贷款度过资金危机，最终的结果除了给银行留下大量的坏账之外，不会有别的改观。是该痛下决心打破铁路垄断的时候了。

媒体报道，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联组会议，上，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晓灵认为，长期采取房地产限购政策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相悖，应该更多地运用税收手段调节。对此，住建部部长姜伟新回应称，楼市限购政策是行政办法，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姜伟新还表示，在城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立以后，将不再采取限购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办法。

应该说，自房地产限购政策出台以来，对限购的质疑就没有停止过。笔者承认，目前的限购政策绝非没有缺陷的调控措施，包括以户籍为标准，对户籍人群和非户籍人群的购房条件进行不同的歧视性的规定，北京等地对非户籍人口的购房条件过于苛刻等。但是，应该承认，限购的政策的确起到了遏制投资投机，让住房逐渐回归居住的基本需求，扭转了房地产投资过剩的不健康的心理预期，遏制了房价的过快上涨。限购是目前我国缺乏征收暴利税和房产税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的行之有效的举措。

因为限购的实施，目前一线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开始停涨，资金链的吃紧也让开发商调整策略，采取打折等优惠措施，房地产调控可谓初见成效，如此种种的迹象似乎都在证明：兑现房价合理回归的政治承诺到了最后时刻。然而，房地产调控的历史告诉我们，每每房地产调控见效的时刻，都是调控政策最容易被左右和摇摆的时刻。尽管从交易量和环比看，房地产市场的力量正在发生转换，但价格的同比变化并不大，9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下跌的只有一个城市。在这个时候，任何政策的风吹草动，对于房地产而言都是极其敏感的。住建部迟不表态早不表态，偏偏选择在房地产调控初见成效的敏感时期却表态会取消限购，这是民众最担心的。一旦这样的表态被解读为限购很快就会被取消，则，房地产调控最坚固的防线将会打开一个不可收拾的缺口，两年多来艰难取得的房地产调控的成果就会毁之一旦，民众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信心将彻底崩盘，房价必然再次大幅反弹和失控。

按照姜伟新的解释，准备先在40个城市搞住房信息系统的试点，“如果这个信息系统将来建起来了，加上银行系统、财政系统、税务系统的信息，再加上公安的信息系统，如果能统一到一个平台上，就不必再采取限购这种行政色彩浓厚的办法。”我们不知道这个信息系统具体是干什么的，但这个系统不管建的多完善，不管是否全国联网，但如果建立这个系统的目的不是为了征收房产税和暴利税，即使建立了这个信息系统，也无法遏制投资投机。更何况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对全国的房地产征收房产税和暴利税，很多条件并不具备，而不仅仅是信息系统不完善。一旦取消限购，又没有暴利税和房产税等制度性的举措替代，无异于放虎归山。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9月份《求是》杂志发表文章，谈到房地产调控，特别强调，调控决心不能动摇、政策方向不能改变、力度不能放松。还提出要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抓紧制定房地产调控的治本之策。这意味着，即使未来要取消限购，但前提必须是出台包括暴利税在内的制度性的措施，而不是在目前这个最敏感的时期却来谈限购的利弊问题。一旦取消限购，对政策的伤害是不可低估的，来之不易的房价的理性预期会立即逆转，房价报复性反弹将彻底毁了调控的成果。对于本来实体经济虚弱的中国经济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玩火的危险之举。

最近，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又开始成为各界的热门话题。应该说，站在改革的十字路口，对中国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并为未来的改革寻找新的共识和突破口，无疑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中国模式，学界支持和反对的力量一直都很强大，长期以来互相难以说服对方。在笔者看来，这种“思想僵局”持续的关键是双方都没有找对切入点，即不是从政府和企业的作用作为切入点，而只是简单的拷贝“华盛顿共识”或者否定的逻辑，这样非此即彼的思路只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xmlnamespace prefix ="o" ns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笔者一直认为，考察“中国模式”的最佳切入点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元素——公司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兴衰变迁。改革开放33年的历史，事实上就是一部公司不断获得生存空间，与政府争夺权力边界，在市场经济的废墟上爆发力量和惊人生命力的历史。从人类整个经济史的长河看，公司、市场、金融交易所和互联网的确是迄今为止人类最重要的四大发明，他们的共同特质是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决定了全球经济权力版图的更替。通过考察公司兴衰的逻辑解释中国30多年的经济崛起和制度变迁，并对所谓的中国模式方方面面进行探讨，一些由此引发的关于中国改革未来的争论有望找到结合点和共识。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社会组织的地位而言，并没有独立的企业，国有企业作为政府政策的附庸而存在，是另一种形式存在的政府，承担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功能。从中国改革的路径看，农村改革以承包制作为切入点，解决吃饭问题，而城市改革将国有企业作为切入点，解决一个社会的活力和经济的主导权问题，而城市改革的主体无疑是企业角色在社会中的转型。在1978年，中国企业的数量不过几十万家，而到今天，中国企业的总数量已经超过了1千多万，1978年，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可以进入全球500强，而到今天，中国进入《财富》500强的企业已经有61家，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二。特别是以乡镇企业为起始点的民营企业的异军突起，更是成为中国改革最意想不到的突破。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看，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的收缩，释放了经济活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动力。在国有企业改革障碍重重的情况下，中国选择的增量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道路，事实上也抑制了政府在微观领域的干预力量。就此而言，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可以概括为一部不断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和限制政府干预的历史，一方面，通过改革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构筑了新型的政企之间的权力边界，培育了一个能够和政府抗衡的市场主体。

站在中国改革的视角，扩大国企的自主权，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在强大的政府之外，培育一个更有效率、更有活力的经济体，代替政府的全能的职能，这个路径，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基本共识之一。在两个世纪之前，美国费城的制宪代表们已经真切地意识到，最初由私人企业组成的经济体系，对国家强大和民主政治体制的保护是一种必要的先决条件，历史学家阿瑟.斯莱辛格也认为，没有私人财产，民主是不可能的，而拥有大量强大的私人部门的国家，一般都趋向于向国民提供更大范围的经济和个人自由。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国家的让利，使得民营企业摆脱了发展的桎梏，创造了人类经济转型史上的奇迹。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看，尽管2003年以来“国进民退”的趋势明显，但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言，非国有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高达60%以上，成为中国经济繁荣的最主要力量。

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方，政府对现代经济生活的干预可谓无处不在，没有市场的社会和没有政府的社会都是不可想象的。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运行未必仅仅是一个自然资源、继承的财富、文化或地理上的问题。诺斯在其名作《西方世界的兴起》中特别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而对于转型经济国家政府的作用，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1990年推出了一本新书《通向自由经济之路》，在讨论了种种的变革措施之后，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突然笔锋一转，谈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必要性。依据科尔奈的看法，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实现市场经济的转型几乎没有可能。怎样才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呢，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不过他声明不喜欢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民主，而是喜欢建立在人民共识基础上的民主政府。

倡导“中国模式”者特别强调这一点，认为中国政府的强大和集权是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减少内耗，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实，这样的逻辑根本禁不起历史的考验，在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垄断一切，国有成为垄断了经济的所有方面，但没并没给中国带来繁荣，政治和经济上的极左使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可见，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保持政府政策的稳定与政府的强大是两个概念。就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而言，国有部门可谓占有了绝大多数的政策和金融资源，但就国有企业的效率而言，一直却面临不能资源其所的悖论。在2003年之前，国有企业在微观领域亏损累累，依靠财政的巨额补助才能生存，成为财富的黑洞；在2003年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财政救助政策，中国的国有企业告别了微观领域的亏损，到2010年，国有企业的利润高达近2万亿，但如果分析国企利润的来源，就会发现，国企的大部分利润要么是靠资源，要么是靠垄断，2010年中央企业的利润70%是靠前10家垄断企业，如果没有政策优惠和垄断地位，国有企业在微观上仍然是亏损和不赚钱的。正是因为国有企业垄断了资源，从经济总体而言，反而造成了整个社会财富的缩水。因为，占有30%资源不到的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以上，而占有70%以上资源的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只有30%不到，其2万亿的利润，真正上交财政的只有可怜的400多亿。假定这二者占有资源的比例互换，可以想象对经济增长的提升有多大。

基于此，笔者一直认为，中国改革30年财富积累的历史，既不是什么政府集权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所带来的繁荣，也不是什么“新国企”带来的，而是民间投资不断壮大和国家在经济方面功能逐渐收缩的带来的。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可以浓缩成一部企业争取经济民主和自由，打破垄断的历史的话，那么按照吴晓波的说法，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则一直存在着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他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鼓励非公经济和民间投资，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大计，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选择问题。保育钧先生曾经一语中的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到底，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方式，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让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因此，重新定位国有企业的未来，并大幅度收缩国家的经济功能，明确界定政府投资的领域，为中国的民企松绑，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大计，也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方向性选择问题：是选择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还是选择按照政策、关系和权力来配置资源的重大问题。

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的过度强大已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短板，而不是知道炫耀的比较优势，各种腐败和寻租，无不和政府占有过多的经济和政策资源息息相关。因此，周其仁才深刻认为，来自政府的种种威胁，构成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最大威胁。今天，当我们讨论“中国模式”，总结中国30多年财富创造的原因时，切不可以政府之强大视为中国模式的特色，更不可将其视为中国财富的制度源泉，只有如此，才能找到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侧重点。中国的繁荣来自私人公司的强大，来自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不是相反。

经国务院批准，在历经两年的中央“代发代还”的过渡之后，决定自2011年开始，上海、浙江、广东、深圳四个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四地可以在国务院批准的发债规模限额内，自行组织发行本地区政府债券的发债机制。2011年政府债券期限分为3年和5年，期限结构为3年债券发行额和5年债券发行额分别占国务院批准发债规模的50%。实行市场定价，并由财政部代办还本付息。

从前两年的试点来看，市场对地方债务的认识并不统一，一些财力比较雄厚的省份，地方债券容易得到市场认可，但一些中西部的地方债，可谓门可罗雀，无人问津，但总体而言，前两年发债，无论是在发行机制上，还是在风险防范上，都积累了一些经验。事实上，地方政府发债本身作为一种制度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如何控制风险，避免地方官员在获得发债权之后，不计风险和后果，滥用发债权，引发道德风险。国外的经验表明，地方发债事实上是将地方是否善治的评判权交给市场，哪些透明、善治且财力丰厚的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显然更容易得到民众的青睐，因此发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治理水准和公共信用的一个透明指标。然而，在目前我国省级官员的任命机制和地方人大的监督事实上脱离的情况下，如果要赋予地方的发债权，则必须设计严格的风险防范和监督机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这次提出上海等四地发债，依然由财政部代办还本付息，但这种由中央政府承担最终还款人的风险控制模式非但起不到防范风险的作用，反而因为有中央政府担保引发地方政府更大的“道德风险”，软化了地方政府的债务约束，并不能起到约束的作用。笔者认为，在将发债权下放地方的同时，必须在制度上给地方发债拴上监管的缰绳：其一，地方发债的规模必须由地方人大通过之后，报全国人大备案，全国人大对于明显超过地方还债能力的发债方案有向国务院建议不予批准的权利；其二，地方发债的整个程序，都必须纳入地方人大的监管范围内，无论是发债规模，发债用途，应该全权由地方人大负责，并向全社会公示；其三，必须强化地方发债的信息披露机制，财政部应该建立全国性的地方政府债券信息管理系统和债务预警指标体系，定期在公开媒体披露公债的财务信息，地方人大应该在其网站公布资金的使用情况；其四，对发债的项目进行年度和专项审计，审计结果必须报地方人大进行审议，并报全国人大备案；其五，国务院应该尽快推动建立地方公债公开交易市场，媒体定期披露地方公债的评价指数，将权威机构的信用评级、交易情况等在公开媒体搞公布，使地方公债的风险和信誉度随时置于公众的眼光下。

在目前我国地方行政体制和官员的选拔存在明显的缺憾的情况下，给地方赋予发债的权力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但这是必须走出去的一步，而关键就在于是否建立公开透明的风险防范和监管机制，否则，给地方发债权的同时，就等于种下毁灭的种子。